高勃(1921年-1967年)，原名高立功，阜城县东街人，出生于农民家庭。民国23年 (1934年)高小毕业，考入阜城简易师范，因闹学潮学校解散而辍学。七七事变后，受胞兄高杨等共产党员的思想影响，于翌年(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先后被派到杂牌队伍任凤海和赵云祥部做兵运工作。民国28年，高勃调青年抗日先锋队工作。他率领队员下乡演出，用歌曲、小戏、活报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因队员多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亲自背负道具，照顾孩子，做了大量艰苦工作。

　　民国31年(1942年)，高勃任中共阜东县委书记。由于日伪军封锁和连年灾荒，物资缺乏，生活困难。上级发给领导干部的物资，他都分送给伤病员，还常把平时省下来的钱周济他人。尤其是对做地下工作的抗日干部，更是照顾备至，经常巧妙地把钱物送到他们家中，以解除其后顾之忧。 　　民国31年(1942年)“六二”大扫荡以后，斗争形势更加严峻。高勃为便于在日伪军内部拉关系、搞内线，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躲到农村住的全家搬到县城南街，利用一切机会联系在伪组织中的同学和伪官员，促其做些有益的事。至民国33年，陆续在伪组织内部发展了高光华、焦永光、王贵然、张纯林等人为中共党员，成立了地下党支部，除崔家庙据点外，在全县各据点都建立了内线联系，同时处决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许多伪职人员为寻求出路，主动向抗日人员通风报信，尽管日军扫荡频繁，很多抗日干部却能隐藏在日军炮楼里躲避日军清剿。即使有的干部被捕，大多数也能通过内线获救。 　　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国民党在各地成立还乡团。高勃有个同学是京津还乡团长，先后给高来过两封信，第一封劝他放弃土改工作，投降国民党；第二封则威胁他说，还乡团已做好杀你全家的计划。高勃一面严词反击，一面更加积极地领导全县土改运动。在土改中，一些本族亲戚求其帮忙，高勃向他们讲解党的政策和革命发展形势，劝他们老老实实向群众交待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民国37年(1948年)，高勃调往山西省，先后在临汾、运城地委工作。全国解放后调中央公安部，历任二局党总支副书记、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部政治主任助理等职。 　　1958年调任山西医学院党委书记。时值“左”的倾向冲击教学秩序，高勃对此忧心忡忡。1959年全国文教会议后，他立即明确学校各项工作应以教学为主，恢复了学校秩序。 　　1962年甄别平反时，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动向错批错斗的人赔礼道歉。并按政策给错划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院造反派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的保护伞”等罪名对高勃进行批斗。为避免群众之间冲突，他躲到一位老战友家去写检查，竟因此被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一条腿露出膝盖骨，之后又关在阴暗的地下室里。但他仍劝告前来探望的人们，不要说出自己被毒打的情况，以免引起群众冲突。1967年9月8日，一伙暴徒在逼问派性口供一无所获的情况下，竟将高勃活活打死。 　　1978年4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为高勃平反昭雪，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中央领导人罗瑞卿、宋任穷等为其送了花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