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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宋对垒 力主议和
正当张邦昌个人仕途一帆风顺之时，北宋王朝在金人的不断打击下，却是国势阽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1125年金太宗完颜晟灭掉辽朝之后，即秣马厉兵，兵分两路挥师南下侵宋，一路由完颜宗翰（粘罕）率领直扑太原，一路由宗望（翰离不）率领夺取燕京，并相约在北宋首都东京城下会兵。由于北宋积弱已久，武备废弛，加之北宋君臣一味妥协忍让，没有采取防御措施，难以抵挡金军的凌厉攻势。金军一路破关夺寨，势如破竹，在这年底占领了中山府（河北定县），这里距北宋东京只有十天的路程，且地形平坦，无险可守。惊慌失措的宋徽宗急忙将帝位禅让给太子赵桓，自己带着童贯、蔡京等奸贼狼狈出逃，由东京逃往亳州（今安徽亳县），再辗转逃往镇江。赵桓在举国上下一片抗金声中登了帝位，史称钦宗。迫于压力，他罢免了蔡京、童贯等一批奸佞小人，起用抗战派大臣李纲，并宣布在靖康元年（1126）正月亲征，危机四伏的北宋王朝似乎又有了一线生机。
此时金军已兵临城下，在李纲、宗泽等人的积极防御下，京城得以安然无恙。宗望见久攻不下，便派贝勒吴孝民前来，请宋方派人议和。实际上，这只是金人的缓兵之计，并无议和诚意。钦宗派李浊、郑望之等人为谈判代表，金方要挟说，宋方必须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各万匹、缎百万匹；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给金方；以亲王、宰相作人质的苛刻条件。当时金人孤军深入，宋方勤王的部队也正在驰援的途中，双方胜负未卜，宋方本不该答应这种有损国家尊严的屈辱条件，但此时宋廷朝野上下一片混乱，主战派与议和派争吵不休，以宰相李邦彦、张邦昌等为代表的议和派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抗战风险大，劝说钦宗不打折扣，全部接受。而抗战派李纲等人据理力争，认为犒师金币太多，虽倾天下之财也难以供给，何况都城弹丸之地，怎能承受？太原等三镇系国家屏蔽，割去如何立国？至于遣使，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并建议“少迟数日，大兵四集，彼以孤军深入重地，势不能久留，必求速归，然后与之盟，则不敢轻中国，而和可久也。”无奈钦宗软弱昏庸，议和心切，派他的弟弟康王赵构（后来的宋高宗）为军前计议使，张邦昌为副使，作为人质赴金。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初一，北宋大将姚平仲率步骑兵万人夜袭金营，打算生擒宗望，接康王回来，钦宗也把希望寄托在这次劫营上。但宋军还没有出发，金人便已经获得消息，事先作了布置，宋军一败涂地，姚平仲弃甲而逃。宗望大怒，派使者来宋廷责问，宋钦宗畏敌如虎，连忙罢了李纲官职，并派遣宇文虚中、王俅等人赶赴金营，解释劫营并非朝廷本意，擅自劫营的将帅受到了惩处。金人却提出，必须宋朝皇帝亲自签字割让三镇方可退兵，钦宗立即照办，下诏割让三镇之地给金，并且送去肃王赵枢作人质，换回赵构和张邦昌，同时任命张邦昌为河北路割地使。
钦宗的昏庸举动，激怒了京城军民。1126年二月四日，太学生陈东等人在宣德门下伏阙上书，要求恢复李纲职务，罢免李邦彦、张邦昌等奸臣，一时竟聚集了数万人。钦宗见众怒难犯，只得恢复了李纲职务。李纲下令能杀敌者厚赏，军民人等无不摩拳擦掌，准备决一死战。金人见状，十分害怕，不等北宋金银凑齐，慌忙退兵。北宋王朝度过了一场危机，张邦昌也在这次危难之中职位亦获升迁，由少宰提升为太宰（宰相之职）。
“内推外扶” 登上帝位
宋钦宗君臣眼见金军返师北还，自以为江山无虞，社稷可保，于是陶醉于歌舞声乐中了。谁知好景不长，宗望刚刚退走，入侵太原的宗翰又在靖康元年二月中旬牧马南寇了。顿时战鼓震天，刀枪相戈，东京城中人心慌慌。抗战派官员慷慨激昂，联袂上书，弹劾张邦昌私敌，是国家之贼。钦宗无奈，黜张邦昌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罢割地之议。靖康元年（1126）九月，宗望、宗翰两支金军在太原合师再度南侵。112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东京被金军攻陷。宋钦宗两次到金营商谈投降事宜，希望金人网开一面，自己能够苟延残喘，被金人断然拒绝。他们将京城洗劫一空，掳走百工、技艺及亲王、贵族，囚禁了徽钦二帝（宋徽宗后来已由外地回到东京）之后，认为宋朝皇帝已失去了利用价值，于1127年二月六日，下令废徽、钦二帝为庶人。金人本想自己统治北宋偌大一片国土，但是一则兵力有限，鞭长莫及；二则骤然易主，人心不服，欲速不达，急则生变，如果能从汉人中选一傀儡，便可以达到长期控制大宋朝政，坐收渔人之利。于是，金太宗假惺惺地下了一道诏书，表示金人并无觊觎宋朝社稷之心，出兵目的是为了推翻赵氏江山，拯救水火中的百姓罢了：
“宋之旧封，理宜混一。然念举兵且非贪土，请前宋在京臣僚，一面请上皇并后妃、儿女、亲眷、王公之属出京，仍集耆老军民共议荐举堪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所贵道德隆茂、众皆推服，长于治民者，从军前备礼册命。”
其实这道诏书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他们早就内定好了人选，此人便是张邦昌。为了蒙蔽世人，金人逼迫宋廷自举，限期三天推出人选，否则金兵将屠戮全城。有人提议仍以赵姓任之，金人不许。京城中人人震恐，有自杀者，张邦昌也欲自裁，以示忠心。有人讥讽道：“相公前日不死城外，今日寻死，是想涂炭一城人吗？”（因张前日曾在金营为使）。张邦昌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东京留守王时雍吓得六神无主，忙派人告诉金人说，本国臣僚，率皆驽下，不足应命，“乞于军前选命某人以治国事”。刚从金营回来的莫俦等人说，金人已属意张邦昌。王时雍惊疑未定，又问左司员外郎宋齐愈，宋齐愈取出纸张，诡密地写了“张邦昌”三字。王时雍见风转舵，马上把张邦昌的姓名写入议状，差人送到金营，胡说城中军民都愿推戴张太宰，因京城无主日久，伏望早日施行。有些忠义之士不肯署名，都被金人拘押到军营。
二月十二日夜，宋朝使者从金营回来，在京城中散发金人檄文，令军民人等推戴张邦昌为帝。有异议者可别具状书，但不许藏匿赵氏，有敢藏匿或拒绝赴会者，以军法从事。第二天清晨，王时雍悬榜通衢，谎称金人允许立赵氏之后，聚集百官到秘书省议事。等人一到齐，就锁上了大门，并派士兵把守。他先说了金人属意张邦昌一事，并且率先签名，表示拥戴，其他官员见事已至此，只好随着签名。这其间有长吁短叹而不敢拒签的，也有拍案而起奋力抗争的，一位叫寇庠的低级官员厉声反对说：“二百年赵氏天下，岂可改为他姓，我宁死不肯附议，愿杀愿剐，悉听尊便。”旁边一位士子大哭道：“我愿和他同行。”监察御史马伸侃侃而谈：“我身为谏臣，岂能坐视，不吐一辞！当共入议状，乞存赵氏。”中丞秦桧其时天良未泯，也慷慨陈辞：
世之兴亡，必以有德而代无德，以有道而易无道，然后皇天佑之，四海归之。若张邦昌者，在上皇（指徽宗）时附会权幸之臣，共为蠹国之政，今日社稷倾危，生民涂炭，虽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仇雠，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起而共诛之，终不足以为大金屏藩矣。如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也。
书毕即称疾致仕。金人大怒，拘捕了秦桧及太学生30人，博士、正录10员，又下令百官作劝进张邦昌表文。众人推礼部员外郎吴懋草表，吴称疾不肯执笔，而执政以下皆有劝进表文。更有莫俦等人在劝进状中无耻吹捧张邦昌：
伏惟大宰相公名高今古，学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众美，伏望以苍生为忧而不以细行自饰，以机政为虑而不以固避自嫌，上体大金择立存抚之意，下副国人推戴为主之望！
宗望等阅读了宋方送来的劝进表，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下令于靖康二年（即建言元年，公元1127年）三月七日为张邦昌行册命之礼，届时文臣自选人以上，武臣自承信郎以上，并致仕、寻医、侍养官员，于受册之日一律到文德殿立班，不得延误。但是在三月六日就发生了吴革起兵夺回徽钦二帝的未遂事件。他们原定三月八日举事，但张邦昌七日登基的消息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不得不在六日深夜提前行动。吴革等人披甲上马时，已是黎明时分了，北行至金水河面，到处都是范琼的兵马。原来是走漏了风声，金人已有了防备，而吴革却全然不知。范琼佯装邀吴革议事，出其不意斩了吴革父子等一百余人。
三月七日张邦昌行登基大典这天，文武百僚、僧道军民等会于尚书令厅，上午十时许，金人奉册玺来，使者及随从约五十多人，后边卫队数百人，一律骑着白马，态度倨傲，盛气凌人。张邦昌自尚书省上马，至西府门，中午时分，仪从导引他到宣德门外的阙门下马。登基大典由金人曾太师主持，礼毕，张邦昌步行到御街跪拜，接受金人的册文：
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资睿哲，处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溪，择其贤者，非子而谁？是用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楚，都于金陵（今南京）。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场仍旧；世辅王室，永作藩臣。
金人不但为张邦昌定好了国号、都城，而且规定了他的职责是“永作藩臣”，这就是说，张邦昌除了老老实实作傀儡外，没有任何权力。
一切都照金人的安排具礼如仪，等金朝使者走后，张邦昌又接受了百官朝贺，此时的张邦昌心绪不宁，面对百官说道：“本为生灵，非敢窃位，如不听从，即当归避。”当王时雍领着百官再拜时，他拱手而立，表示谦恭。分封官职时，拜官皆加一“权”字，以王时雍为权枢密院事兼权尚书省、兵部尚书吕好问权领门下省、开封府尹徐秉哲权领中书省、莫俦权签书枢密院事等等。
张邦昌登基之后，在处理日常政务时也采取了一些权宜措施。如不称“朕”，见百官仍自称“予”；规定百官面陈得旨为“面旨”、内批称“中旨”、手诏为“手书”，还不御殿、不受朝、执政，侍从以上坐议，言必称名，饮膳起居不用天子礼，遇金人至则遽易服。姑且不论张邦昌悻悻作态也好，真情实意也吧，然而，忠义之士耻之，城中一个叫徐俯的致仕官员，新买一婢，名之曰昌奴，偏偏在大庭广众之下直呼其名，使张邦昌难堪。也有阿谀之徒迎之，工部侍郎何昌言，请求更名善言，其弟何昌辰，请求更名知言，以避张邦昌之讳。尽显人性百态。
里外受制 夹缝施政
张邦昌在金人扶植下登了帝位，受其约束，不敢违背，唯有言听计从。金方派人来取北宋宗室，徐秉哲下令城中五家为保，不得藏匿，搜索到宗室三千多人，都押赴到金营。济王夫人曹氏因害怕而躲藏到别处，被伪朝廷找到塞入衣柜中，抬出城外。开封府官员窦鉴看不惯这种粗野行动，自缢而死。人质尚未送齐，金人又来催促金银了。在东京城被攻陷的时候，金人索要京城户口，开封府夸大了此事，报了七百万户。金人认为京城人口如此众多，窖藏的金银也必然可观，于是下令以户数扩交。开封府不敢申辩，只好以实际户数为准，随财产多少分配数目，虽穷困的百姓也多达金三十锭、银二百锭、表缎五百匹，并且严厉督责，刻日缴纳。京城居民知道，即使把全部家产变卖，也难以凑够这庞大的数字，干脆置之不理。金人也无可奈何。
张邦昌虽惧金人，但又担心京城百姓的愤怒情绪，恐危及自家生命。于是，穿梭般地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三月十四日，张邦昌致书金酋，恳免征催金银，信中写到：“仰荷大恩，敢不论报，虽割肌体，岂足能酬？然念斯民困敝已甚，当围城窘急之久，有比屋饿殍之多，顾抚养则无资以厚其生，欲赈给则乏粮以续其命。而催科正急，刎缢相寻，若阅日稍淹，则所存无几……伏望察其恳迫，赐以矜容，时宽冒昧之诛，诞布蠲除之惠，则始终之德，遂全亿众于死亡。”
三月十五日，张邦昌亲往青城（位于汴京城南）拜见金帅，并面议七事：①乞不毁赵氏陵庙；②乞免取金帛；③乞存留楼橹（古时军中用以侦察、防御的高台）；④乞待江宁府（南京）修缮毕，三年内迁都；⑤乞五日班师；⑥乞以帝为号，称大楚帝；⑦乞借金银犒赏。
三月十七日，张邦昌命令尚书省张榜城中，就赦免囚犯、录用官吏、蠲免债务，发放赈济、抚恤死亡等，逐项作了规定。
三月十九日，张邦昌派国子祭酒抚慰太学诸生。自金人围城时起，太学诸生困于齑盐，膳食不继，婴疾而死者，每月不下数十人。张邦昌延医调治。
三月二十三日，张邦昌致书金人，请求归还因扈从徽、钦二帝和至金营议事被拘不遣的北宋大臣冯懈、郭仲荀、曹辅等人。金人除了仍旧拘系何栗、张叔夜、秦桧外，其余悉数放还。
同日，张邦昌致书金人，乞免括金银。信中言明：“从政之初，民心离散，怨谤交兴，邦昌恐以此主国，必致倾仆。”此时金人已搜刮到了足够的金银，也深知倘竭泽而渔，百姓铤而走险，后果堪虞，于是顺水推舟，答应了张邦昌的请求，停止搜刮金银。
三月二十八日，张邦昌打听到徽宗、钦宗父子作为金军的阶下囚北迁，便用天子仪卫、法驾，浑身缟素，在南薰门摆设香案，率百官士庶，望军前遥祭。张邦昌跪拜嚎啕大哭，其他人也伏地痛哭，其中有仆地不能起者。这天宗望首先退师，徽宗、宁德皇后及诸亲王、妃嫔以下，乘牛车八百多辆，经滑州（今河南滑县）向北进发，一路上凄风苦雨，所行路径都是荒无人烟，直到真定（今河北正定）才有人烟。余下的金军下城，分四壁屯守，原来守城的军队，都逃往别处去了。
日暮途穷 自缢身亡
靖康二年四月一日，金军宗翰退师，宋钦宗及皇后太子等亦随军北上。大军由郑州进发，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冠服、礼器、法物、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图书及官吏、内侍、技艺工匠、倡优等，都落入金人手中，府库积蓄为之一空。金人在占领汴京期间，方圆几百里内都受到骚扰劫掠，粮食财物被掳，房屋被焚为废墟。在撤退之前，又连夜焚毁营寨，烟焰四起，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军士们敲着鼓得意离去，只留下一座满目疮痍的空城。
张邦昌见金人已撤，一面令人接管城防，一面张文天下：
“天下承平，几二百载，百姓安业，岂复知兵！乃者奸臣首结边难，招致祸变，城守不坚，嗣居皇帝（指钦宗）越在郊野。予以还归，横见推迫，有尧舜之揖让，无汤武之干戈。四方之广，弗通者半年；京城之大，无居者三月。从宜康济，庶拯艰危。”
金人北撤时，本想留兵保护张邦昌，吕好问拒绝说：“南北风俗不同，恐北兵不习惯南方的水土，必不相安。”金人又说：“留一贝勒统兵如何？”吕好问说：“贝勒是贵人，倘若有了差池，负罪不浅。”金人于是不留一兵一卒。金兵走后，吕好问问张邦昌：“相公是真要当皇帝，还是敷衍金人，徐图后举呢？”张邦昌反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吕好问说：“相公知道人情所向吗？众大臣所以推戴你，是因为惧怕金人兵锋，而今金兵已去，相公还能风雨不动，安然无恙吗？现在大元帅（指赵构）在外，元祐皇后（哲宗废后，金人陷京城，六宫有位号者皆北迁，后以废独存）在内，岂非天意！为今之计，如若推戴康王，城中便为功臣，若为其他人所推，城中便是叛臣，为功臣还是为叛臣，在此一举，刻不容缓。”王时雍反对说：“今日之势，已成骑虎，它日后悔，噬脐莫及，要深思熟虑！”张邦昌权衡利弊，同意吕好问的建议，一方面派权吏部尚书谢克家往济州寻找康王，另一方面把元祐皇后迎入延福宫，尊为宋太后。
宋朝经此浩劫，宗室已俘掠殆尽，只剩下康王赵构率兵八万人驻扎济州，要重整乾坤，皇帝位置自然非他莫属。
四月七日，张邦昌派他的外甥吴何和康王的舅父韦渊带书信到济州，大意说：臣封府库以待大王，臣所以不死，就是因为你还在外边呢！谢克家又奉张邦昌的命令，将玉玺送到大元帅府，并降手诏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等待康王即位，并追回先前自己发布的赦文。
四月十一日，元祐皇后垂帘听政，张邦昌以太宰的身份退到资善堂，共在位33天。四月底，王时雍等陪康王到达南京（商丘），张邦昌伏地痛哭请死，康王因尚未登基，只得以好言抚慰。五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商丘）即位，史称高宗，改年号为建炎。张邦昌率百官称贺，高宗封他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不久又擢升太傅。
建炎元年六月三日，疾恶如仇、以抗金垂名史册的宰相李纲上疏弹劾张邦昌：
邦昌久与机政，擢冠宰司，国破而资之以为利，君辱而攘之以为荣。异姓建邦四十（应为三十）余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诸市朝，以乱臣贼子之戒。
黄潜善、汪伯彦等为张邦昌极力辩护。李纲大怒，怒声说：“张邦昌既为僭逆，岂可留于朝廷，使人们称他为故天子吗？臣不能与他同列，陛下必欲用张邦昌，请罢免臣之职吧。”高宗不得已，于次日下诏：张邦昌叛逆，理应诛杀，但察其初衷是出于胁迫，特予宽大，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湖南长沙）安置。到了九月，高宗查出张邦昌僭居内庭时以宫人侍寝一事，又听说金人因废张邦昌为借口称兵南下的消息，不禁勃然大怒。于建炎元年九月，高宗又下诏令：张邦昌称帝，是迫于金人之势，“比因鞫治他狱，始知在内衣赭衣。履黄裀，宿福宁殿，使宫人侍寝，心迹如此，甚负国家。尚加恻隐，不忍显肆朝市，只令自裁；全其家属，令潭州日给口粮，常切拘管。”张邦昌读完诏书，在地方官吏逼迫下，只得登上平楚楼自缢而死。
张邦昌一生仅活了四十七岁，登皇位不过三十三天，但他终因窥视帝位而自食恶果，为后人所不齿．
注：本文根据高敏主编的《中国历代奸臣》和《阜城县县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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