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河北阜城县。阜城在历史上被隆重推出，凡有两次。一次是明朝大太监魏忠贤被崇祯皇帝贬斥，大队人马行走到阜城时，圣旨追来，命他自尽。于是，魏忠贤用一根绳子将自己解决在阜城这块土地上。另一次更夸张，北宋末年，金军南侵，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两个新皇帝，而这两人，竟都是阜城人。说到这儿，我感觉自己很没面子，因为这两个人在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中赫赫有名，一个叫张邦昌，一个叫刘豫。他们都是被脸谱化了的大奸臣。别人提起自己的家乡来，要么出古迹名胜，要么出伟人文人，而我们这里却出奸臣，即使他们跟我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也让我感到泄气。
　　那么，这两个人是怎么当的皇帝呢？话说大金国攻下开封，掠走了徽、钦二帝之后，北宋就算结束了。而在康王赵构登基为宋高宗之前，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真空。大金国皇帝想扶持一个傀儡政权，以便控制南地，于是，张邦昌被推上了历史舞台。此人跟金人有过接触，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他在大宋王朝也颇有影响。金人给张邦昌定的国号为“大楚”。33天以后，大楚国号取消。金人又扶植刘豫建立“大齐”，刘豫当大齐皇帝，年号就用“阜昌”，好像是在纪念他的阜城老乡张邦昌。大齐在历史上存活了很长时间，后来刘豫卷入大金国的政治斗争，被金国皇帝贬为“蜀王”，终了一生。
　　关于他们俩当皇帝这件事，很多人做过事后诸葛亮，说自己未卜先知。岳珂在《桯史》中以“阜城王气”为题，记录了方士们的说法：“崇宁间，望气者上言景州阜城县有天子气甚明，徽祖(宋徽宗)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颇言之，有诏断支陇以泄其所钟。居一年，犹云气故在，特稍晦，将为偏闰之象，而不克有终。至靖康，伪楚之立，逾月而释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酋，调丁缮治其故尝夷铲者，力役弥年，民不堪命，亦不免于废也。二僭(伪楚张邦昌、伪齐刘豫)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张邦昌和刘豫，处世风格不一样，对待自己的皇帝位置，态度也不一样，因此，虽然他们是同乡，但命运结局却完全不同。这也说明，同一个地方出来的人，绝对不会千人一面，性格决定命运，而不是地域决定命运。
　　先说这张邦昌。金军命令他当皇帝，他吓得差点没尿裤子，死活不干。后来金军发了狠话，如果他不当皇帝，立即屠城。逼到这个份上，张邦昌只好同意。他这样做，当然不是出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高尚心理，而是贪生怕死。可是生死关头，珍惜生命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值得批判的。尤其是文武百官，加上成千上万的百姓都哭着让他快点登基，他还能有什么选择？自己一死拉倒，倒是痛快，可终究还要有一个人来坐这个位置，否则全体人民都得为老赵家殉葬，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太不值得。
　　张邦昌虽然答应了当皇帝，但是从没敢以皇帝自居。他把皇宫内外贴了封条，在外面办公，同时拒绝大臣的朝拜。33天后，赵构宣布即位，他立即带着文武百官前去迎驾。同时，伏地痛哭，请求新皇帝处死自己。大家都知道，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给子孙们立有不杀文臣的誓约，赵构自然无法下手。后来，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极力弹劾张邦昌，赵构先将张邦昌贬斥外地，不久又赐死，终于破了先人的例，张邦昌也成了大宋开国以后第一个被杀死的文臣。
　　如果张邦昌够硬，他的命运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比如，他高调登基，向官员和百姓强调自己本来就应该当这个皇帝；在官员中展开大清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全部换成自己人。这样，他的手下都是即得利益者，当然打心眼里支持他；同时，他可以积极出兵，消灭大宋残存势力，成为和金国分庭抗礼的霸主。如果有可能，他还可以以收复失地的名义反攻大金，成就霸业。尽管他先后背叛了大宋和金国，但只要他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取得胜利，他就是无可争议的皇帝，并且代代相传下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背叛不重要，背叛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有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想法。当皇帝，就要有当皇帝的无耻样子，否则就只能惹一身臊，落下骂名。骂名和英名之间，往往就一步之遥，一念之差。张邦昌无疑是个瞻前顾后的人，他没有刘邦的流氓成性，缺少朱元璋的狠毒阴辣，更缺乏李世民的弑兄之决然，他心存不忍之心，或者说妇人之仁。他的瞻前顾后，可以理解为虚伪，但造成的事实是，赵氏家族顺利交接成功，没遇到任何麻烦。从这一点上来说，张邦昌对老赵家是有恩的。但有恩又怎么样？你依然是寄人篱下的大臣，人家随时可以要你的命。
　　这一点上，刘豫就跟张邦昌截然相反。他当了皇帝之后，任命了自己的丞相和驻地官员，和南宋王朝展开一次次对决。而南宋呢，乖乖承认了他的皇帝地位，给他来信都要写“大齐皇帝亲启”。刘豫手下有个丞相，家属在南宋属地，南宋对人家的家属丝毫不敢怠慢，毕恭毕敬。赵构派岳飞和刘豫作战，竟然告诉他，只收复被刘豫刚刚占领的土地，不要侵犯人家的国土。假如刘豫不卷入金国的政治斗争，而只是一心和南宋作战，后果会怎么样？所有的开国皇帝都是先斩后奏，造成即成事实，然后名正言顺。只要刘豫绵延几代，也造成即成事实，史书上就得把人家称为“皇帝”。
　　岳珂说，刘豫当政时“力役弥年，民不堪命，亦不免于废也”，这就是典型的拿老百姓说事。因为与此同时，南宋统治下的属地，也是民不聊生，起义不断，按下葫芦浮起瓢。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能不能吃饱饭，谁当皇帝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没有哪个皇帝是民主选举出来的，都是打出来的，用鲜血换来的，或者篡夺来的。在面临屠城之险时，老百姓和文武百官还不是都来力劝张邦昌当皇帝？他们的民族大义哪儿去了？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曾想过：如果我是四川人，或者山东人，自己会不会替张邦昌说话？可能不会，最起码不会像现在这样认真。这样看来，显然还是有我个人的目的。我因为自爱，才替他“翻案”，这样说并不矛盾。而且更可以说明，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并没有一个人皆认可的是非标准，全凭利益当事人张嘴一说。这样的历史观、是非观不改，争论就不会断绝，后人再遇到这样的事时，还是无法抉择，只能凭运气，然后胜者做王侯，败者成贼。

（作者王国华，现居长春，供职于《城市晚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