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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清晨，荀慧生起身匆匆忙忙赶往位于北京西珠市口的给孤寺第一舞台，为即将在那里举行的义演做准备。在路上，他风闻日本兵侵入东三省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便将信将疑地从报童手中买了一份《北平晨报》，一眼瞥见该报号外版上“国难来临”这个醒目的标题，“昨夜１０点，日军突然攻击，侵入我沈阳。今晨，日军侵入我沈阳城，沿途焚烧，惨无人道。我军取不抵抗主义，１９日上午一时四十分又袭击我北大营……北宁路皇姑屯站附近已完全由日军占领，我农民往来该地者均遭射击，无一幸免。日本关东军第二团纷纷向沈阳移动，沿途寻衅焚烧极惨……”他惊愕地一口气把消息读完，胸中像被什么东西严严实实地堵住，既为当局的不抵抗而愤慨，又为大好河山陷入敌手而痛惜。晚上，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个消息全文写入日记。
那天的义演因东三省事变而大受影响，仅张学良将军就退票四百张，全场冷冷清清。两天后，他在开明大戏院演《荆钗记》，上座仍然不佳。又过了一个来月，从东北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士兵强行在市民家里借宿，还要供给他们饮食器物。他们对普通百姓颐指气使，对稍微大一些的人家，却不敢去碰一下。荀慧生见此景象便很气愤地在日记中写道：“（溃兵）欺软怕硬，真是败类气象，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趋势，甚为可怕。”
从京剧鼻祖程长庚开始，到谭鑫培、刘赶三等人，爱国的传统在优秀的京剧艺人之间代代传承，荀慧生也秉承了这种精神。日军占领东北及华北部分地区后，纠集一些反动艺人成立了“华北演艺协会”，这个协会派高聘卿来京，以高价“包银”邀请荀慧生为协会成立前去演出，他不为重金所动，临行时以突然嗓音失润为借口，巧妙地拒绝前往。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东北三省名誉恶劣，终未允行。”伪满洲国成立时要搞一个所谓的“登基庆典”，派员到北平，重金“礼聘”荀慧生赴长春伪皇宫演庆祝戏，他又一次断然拒绝，连夜出走到天津一位朋友家中躲避。
荀慧生虽不能在战场上杀敌立功，但他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怀着满腔爱国热忱，为抗日义演，筹集资金，慰问前线抗日将士。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拳拳爱国之心：“1931年12月26日，为拯救国难，余演义务戏《双沙河》；1932年正月18日，谈上海中日战争之详情，中国军士义勇非常，日寇累次败北。王琴侬来电，为酬劳中国战场将士，约演义务戏，吾允与高庆奎演《翠屏山》；1933年正月17日，吾自动演慰劳前方抗日将士义务戏《荀灌娘》；1933年2月29日，为抗日前方将士购买飞机，在哈尔飞戏院演义务戏《红鬃烈马》；……”
从1931年至1937年，虽遭东北变局，但荀慧生并没有使自己的创作活动受太大影响，期间他仍创作和演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荀派名剧，如《红楼二尤》、《霍小玉》、《红娘》等。然而七七事变后，国家和民族的灾难进一步加深，民不聊生，平民百姓哪有心思去看戏，许多反映民族题材的剧目被禁演，众多戏班纷纷停止演出。与荀慧生合作多年的伙伴们相继辞世，如四大须生之一的言菊朋、名小生程继先、名老生时慧宝等，他们均为生活所迫，贫病而死，甚至连办丧事的钱也没有。在京剧界一片凄凉的景象下，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在海淀农场做起了农民，梅兰芳也谢绝了演出活动，荀慧生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他根本无心于新戏的排演，也产生了息影舞台之心。
１９４１年２月，他开办了留香饭店。不久又与顾才云、王九嵩三人合作开办了“长茂义记百货商店”，怎奈都因用人不当，经营不善，加之兵荒马乱，最后都以亏损而告终。荀慧生不得不重新登台献艺，以维持生活。然而，在这样一个乱世，他的演出活动更是充满凶险。尤其令他难忘的是１９４３年９月的徐州之行，此前，他的徒弟许翰英在这里演出，受到刁难，还被坑诈三千大洋，经别人说和，又白唱了三天，才逃出虎口。到徐州后才知，这里戏班管事的人，仰仗他弟弟的权势，为非作歹，肆无忌惮。荀慧生演出时，戏院里观众倒是不少，可演出秩序却非常混乱，有时正在演出，电灯突然熄灭，全场一片混乱。经过多方协调，才得以正常进行。
１０月８日，日本人要演出歌舞伎慰劳“皇军”，一大早，不容分说把荀慧生的家人及所有演员全都赶到大街上，一连两天无处安身。好不容易完成徐州的演出，赴济南途中，受到列车长和宪兵队百般刁难。在济南演出了一场，荀慧生突然患病，只好回京。在北京站，又受到警察敲诈勒索。回家后，他怀着郁闷的心情在日记中写下徐州之行的经历：“沿路护警、铁路稽查，此类人员擅作威福，其意多有敲诈，明说明讲，毫无廉耻，籍日本人之势力，欺压良善，索习恶劣甚深，小人之见可恨。”
社会动荡不安，即使连荀慧生这样的剧坛宗匠也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他就像一只浮萍，在凄清的风雨中左右摇摆、苦苦挣扎，好不容易等到日本人投降，然而国民党的大员们却趁接收“日伪之机”大发国难财，荀慧生看到的仍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这一时期，他演出了《红楼二尤》、《杜十娘》等诸多悲剧，借以排解郁闷的心情，讽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渴望着人民安居乐业的日子早日到来。
终于，在他将近知天命之年的时候，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的新纪元，荀慧生的艺术青春也真正地来临了……
那天的义演因东三省事变而大受影响，仅张学良将军就退票四百张，全场冷冷清清。两天后，他在开明大戏院演《荆钗记》，上座仍然不佳。又过了一个来月，从东北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士兵强行在市民家里借宿，还要供给他们饮食器物。他们对普通百姓颐指气使，对稍微大一些的人家，却不敢去碰一下。荀慧生见此景象便很气愤地在日记中写道：“（溃兵）欺软怕硬，真是败类气象，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趋势，甚为可怕。”
从京剧鼻祖程长庚开始，到谭鑫培、刘赶三等人，爱国的传统在优秀的京剧艺人之间代代传承，荀慧生也秉承了这种精神。日军占领东北及华北部分地区后，纠集一些反动艺人成立了“华北演艺协会”，这个协会派高聘卿来京，以高价“包银”邀请荀慧生为协会成立前去演出，他不为重金所动，临行时以突然嗓音失润为借口，巧妙地拒绝前往。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东北三省名誉恶劣，终未允行。”伪满洲国成立时要搞一个所谓的“登基庆典”，派员到北平，重金“礼聘”荀慧生赴长春伪皇宫演庆祝戏，他又一次断然拒绝，连夜出走到天津一位朋友家中躲避。
荀慧生虽不能在战场上杀敌立功，但他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怀着满腔爱国热忱，为抗日义演，筹集资金，慰问前线抗日将士。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拳拳爱国之心：“1931年12月26日，为拯救国难，余演义务戏《双沙河》；1932年正月18日，谈上海中日战争之详情，中国军士义勇非常，日寇累次败北。王琴侬来电，为酬劳中国战场将士，约演义务戏，吾允与高庆奎演《翠屏山》；1933年正月17日，吾自动演慰劳前方抗日将士义务戏《荀灌娘》；1933年2月29日，为抗日前方将士购买飞机，在哈尔飞戏院演义务戏《红鬃烈马》；……”
从1931年至1937年，虽遭东北变局，但荀慧生并没有使自己的创作活动受太大影响，期间他仍创作和演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荀派名剧，如《红楼二尤》、《霍小玉》、《红娘》等。然而七七事变后，国家和民族的灾难进一步加深，民不聊生，平民百姓哪有心思去看戏，许多反映民族题材的剧目被禁演，众多戏班纷纷停止演出。与荀慧生合作多年的伙伴们相继辞世，如四大须生之一的言菊朋、名小生程继先、名老生时慧宝等，他们均为生活所迫，贫病而死，甚至连办丧事的钱也没有。在京剧界一片凄凉的景象下，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在海淀农场做起了农民，梅兰芳也谢绝了演出活动，荀慧生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他根本无心于新戏的排演，也产生了息影舞台之心。
１９４１年２月，他开办了留香饭店。不久又与顾才云、王九嵩三人合作开办了“长茂义记百货商店”，怎奈都因用人不当，经营不善，加之兵荒马乱，最后都以亏损而告终。荀慧生不得不重新登台献艺，以维持生活。然而，在这样一个乱世，他的演出活动更是充满凶险。尤其令他难忘的是１９４３年９月的徐州之行，此前，他的徒弟许翰英在这里演出，受到刁难，还被坑诈三千大洋，经别人说和，又白唱了三天，才逃出虎口。到徐州后才知，这里戏班管事的人，仰仗他弟弟的权势，为非作歹，肆无忌惮。荀慧生演出时，戏院里观众倒是不少，可演出秩序却非常混乱，有时正在演出，电灯突然熄灭，全场一片混乱。经过多方协调，才得以正常进行。
１０月８日，日本人要演出歌舞伎慰劳“皇军”，一大早，不容分说把荀慧生的家人及所有演员全都赶到大街上，一连两天无处安身。好不容易完成徐州的演出，赴济南途中，受到列车长和宪兵队百般刁难。在济南演出了一场，荀慧生突然患病，只好回京。在北京站，又受到警察敲诈勒索。回家后，他怀着郁闷的心情在日记中写下徐州之行的经历：“沿路护警、铁路稽查，此类人员擅作威福，其意多有敲诈，明说明讲，毫无廉耻，籍日本人之势力，欺压良善，索习恶劣甚深，小人之见可恨。”
社会动荡不安，即使连荀慧生这样的剧坛宗匠也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他就像一只浮萍，在凄清的风雨中左右摇摆、苦苦挣扎，好不容易等到日本人投降，然而国民党的大员们却趁接收“日伪之机”大发国难财，荀慧生看到的仍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这一时期，他演出了《红楼二尤》、《杜十娘》等诸多悲剧，借以排解郁闷的心情，讽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渴望着人民安居乐业的日子早日到来。
终于，在他将近知天命之年的时候，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的新纪元，荀慧生的艺术青春也真正地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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