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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知青的阜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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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Q号“一耳”的老友在写回忆往事的博文,不由得“技痒”,不对,我没有“技”,只有“记”,因此,应该说“记痒”,也来胡乱凑凑热闹!优劣不论,一定是真情实感,记忆上的小错儿也许难免,但一定不是胡编乱造。今后将以《老顽童的插队往事》为题推出系列短文,请各位老少爷们儿品头论足,不吝赐教!

    老顽童的插队往事(1)

     小虾米与疙瘩汤


     插队的时候,上级组织似乎早就考虑到了中华民族的繁衍以及知识青年的爱情、家庭和后代接续等重大问题。因此,我们下乡时,都是男女搭配、成双成对的。我们所在的第二故乡——衡水地区阜城县砖门公社后砖门大队,共有知青6名,三男三女,同班同学,属“老三届”初二学生。
    现今的年轻人有所不知,那时的中学生,即使是同班,男女也是绝对不说话的!6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同在“一个锅里搅马勺”,没几天就因为谁吃得多谁吃得少、谁干得多谁干得少的问题闹翻了。没说的,分家另过!(分家的事儿咱另叙)
    于是,三男一家,三女一家,各起炉灶。河北农村的房子分正房和偏房,正房一般是三间,俗称“一明两暗”,也就是中间的一间是“厅”,“厅”的东西两边各一间,是“卧室”。“厅”的主要功能是做饭,东南、西南两角各有一个烧柴的灶,与东西“卧室”的炕相连。分家另过后,男生住西间,女生住东间,各自挑水,各自磨面,各自烧火,各自做饭,总之,老死不相往来,谁也不搭理谁,一时间倒也相安无事。
    一日,三个男生没上工,在屋里闲得无聊,躺在炕上看着房梁出神儿。忽然,老二,FQ操着纯正的天津口音对另两个哥们儿说:
    “你妈,这几天还真馋了,嘴里淡的出鸟。咱做点儿嘛改善改善?”
    老大,CM说:“X!咱还有嘛,就省点儿白面了,蒸馒头根本不够。”
    FQ略微沉思了一会儿,坐起身来,说(请注意,务必用纯正的天津口音来模仿,下同):
    “咱做疙瘩汤吧!板擦儿!起来,挑水去!”。
    板擦儿是我,老三,FZ,一个“受气包”。FZ用纯正的普通话说:“凭什么让我去,我不干!”
    FQ:“妈的,你吃不吃?告你,不服从命令,一会儿你别想吃!”
    我一想香喷喷儿的疙瘩汤,不由得咽了口吐沫,不敢扎刺儿,乖乖地下了炕,不声不响地挑上扁担出门了。
    闲话少说,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一番相互的抱怨,做疙瘩汤的前期工作基本就绪,于是,我,FZ本能地坐到了我该坐的位置,伙头军是我的职业,开始点火。忽然,FQ说:
   “缺点儿炝锅的东西”
   老大和我面面相觑。
    FQ的父亲是高级厨子,因此,他对做饭颇有研究,在做饭问题上,我们一般都听他的。
    这时,老大的贼眼溜了溜东房,对面静悄悄的,毫无声息。
    FQ会心一笑,点点头,说:
   “最好有点儿小虾米”(天津人称虾皮为小虾米)
   “板擦儿,门外守着点儿去”
   “她们都下地去了,这会儿哪儿回得来呀,甭守!”
    经过短暂的相互推诿,还是FQ身先士卒,悄声蹑脚地潜入当时只有门帘没有门的东屋。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FQ在东屋发出猫一般的笑声:
    “老天有眼,还真有小虾米!”
    正当我们为即将到来的小虾米炝锅的疙瘩汤而欢呼雀跃时,正当FQ撩起门帘,即将迈出东房门槛时,我们三人都愣住了,三位女同胞不知何时从天而降,惊讶地看着FQ走出她们的房间。
    我和老大呆若木鸡,不知所措,FQ满脸涨得通红,本来就小的眼睛更小了,手里拿着偷来的小虾米,一边低着头,一边结结巴巴地吭哧(请一定操天津口音模仿),几近哀号:
  “小虾米、小虾米,疙瘩汤、疙瘩汤,我们,我们....”
   经过了短暂的沉默,双方都不作声地各自回屋了。
   又经过短暂的沉寂,突然,东房爆发出一阵狂笑。
   而我们沮丧极了,丢人丢大了!
   小虾米炝锅的疙瘩汤入口时,已经索然无味了。
   第二天,东屋的女生请人按了一个门,挂上了一把锁。丢点儿东西事小,若真进来个把不轨之徒、流氓恶棍那可非同小可!
   但始料未及的是,甲方乙方的关系却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这是后话了,且听下回分解。

老顽童的插队往事(2)

 “至理名言”


    我的一位同学M,是个高干子弟,父母亲都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上头有两个姐姐,在家自然十分娇宠,一副公子哥儿的劲头。文革期间,父亲、母亲打成“黑帮”,进了“牛棚”,M公子也难逃下乡的厄运,下到我邻近的公社——张巴狗公社。
    M公子生性放荡无羁,满不在乎,我行我素,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当时,我们都在为自己今后未知的前途好好表现,出满勤、干慢点儿,积极参加村革委会的各项活动,乞求巴巴地申请入团,生怕出了什么纰漏。可这位仁兄却不理这套,似乎早就把一切都看透了,“我爸趴着,我干多好也没用,我爸起来,我干不干都能选调!”早上不上工,隔三差五地请假歇工。你别看,农村的基层干部们都“狡猾狡猾地”,知道M公子的来头不小,别看现在父亲趴着,不知哪天就爬起来了,人家还是官儿!因此对他也是睁一眼闭一眼,给他安排了个当时最轻松的活儿——“看青”。看青就是在庄稼收获前的一段时间里,为防止盗窃(那时农民非常贫困,吃不饱,偷青的现象时有发生),指派专人夜间巡逻的差事,白天不用上工,非常自在。
    M公子得令后,大喜。每天穿着一身破衣衫,趿拉着个破拖鞋,腰间别着把自制土火枪,后边跟着个不知从何方神圣那儿趸来的“癞皮狗”,游逛在田间地头。想想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当然惹得人人不待见,可是也拿他没办法!
    一日,仁兄闲得难受,带上全套“行头”躬行私访,不觉行至公社供销社。入得店堂,忽听说社里刚刚进了10斤奶油糖,大喜!走近柜台,对售货员说,“10斤奶糖,我都包了!”
    各位看官有所不知,当年,这种两分钱一块儿的糖是稀罕玩意儿,属高级奢侈品,5斤一袋,牛皮纸包装。别说农民,即使是城里下来的知青,村镇干部、县级干部也买不起,起码买不起这么多。售货员问:“买这么多,你吃得完吗?”
    M公子道:“我给你钱,你给我糖,问这么多废话干嘛!”售货员瞠目无语。
    M公子是仗义疏财之士,回到村里,自然是大把撒糖,有福同享。一老乡一边美滋滋地咀嚼着从未品尝过得奶糖,一边像当今的主持人一样,有意无意地问道:“M,这世界上你最喜欢什么?”
    仁兄略加思考,答道:
    “这世界上,除了劳动干活儿,我什么都喜欢!”
    精辟啊,实在太精辟了!
    真可上名人名录,或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
    过后,我问他是否确有其事,仁兄莞尔一笑。
    需要说明的是,仁兄虽放荡无羁,但为人热情仗义,乐于助人,是我的好朋友,且有恩于我。当初年幼无知,不知天高地后,随着年龄和岁月的磨砺,人也逐渐成熟了,自然不会再干这种蠢事。望各位看官仅博一乐,不必太为M公子的行为计较。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M公子大闹西瓜园》


老顽童插队往事(3):吃   

    民以食为天。

    是人就离不开吃饭。现在日子越过越滋润,中国人开始讲究起来,要吃得有营养,吃得“绿色”。我老伴从市场买回棒子面,要给我贴饼子,美其名曰:“改善生活”。我坚决拒绝,告诉她,我在农村已经把一辈子的棒子面都吃了,现在绝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想当年插队,吃饱饭可是件天大的事。这恐怕是兵团战士感受不到的。
    我是“老三届”的老初二,号称“67届”,全班除了三五个同学留在天津煤店背煤以外,其余的基本都到“黑龙港流域”——河北省衡水地区阜城县插队落户。以前这里可是个“兔子都不拉屎”的穷地方,盐碱地,粮食产量低,说起来,诸位可能不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冬小麦亩产一百多斤就算很不错了,打个七八十斤是司空见惯的事。玉米、高粱产量虽然高点,撑死也就二三百斤,山芋(红薯)的产量再高点,但这玩意儿一去掉水分就不行了。当地老百姓根本吃不饱!现在说这些话没关系了,以前可是要挨批斗的,弄得不好,坐牢也不是没可能。
    当时,当地老百姓只要平均分到每天“八两毛粮”就不能再吃“救济”了。所谓“毛粮”就是没经过加工,带皮儿的粮食,比如一斤小麦经过加工,去掉麸皮,最多还剩八两五,这就是所谓的“八五面”,是城市人吃的面粉,现在45岁左右的人都知道这个名词。别忘了,这可是一天三顿的定量啊!那年代,副食品奇缺,不像现在你也分不清什么是主食什么是副食了。要想吃点儿肉,吃点儿油,城里人还凭票呢,就更甭提农民了!肠子里没油水,吃得就更多,这点儿粮食不够庄稼人一顿的饭量!挨饿的罪是如今的年轻人没法想象的。就是我这个知青当年也和老乡一块儿吃过带帽儿(过去老式高粱苗子做的扫帚上常可见到)的高粱面窝头、掺着棉花籽皮儿(轧过油以后剩的渣子)的大饼子,这都是牲畜吃的饲料。
    不过,我们这些知青得知足,国家政策规定,不管收成如何,必须保证我们每月45斤的定量,当然是“毛粮”。虽然也不够吃,但毕竟可以基本满足温饱了。
    在农村,一年四季,基本上是靠棒子面、高粱面、山芋面维持生存的,就这能吃饱也是很不错的。每年麦收后分的那点儿可怜的麦子(撑死每人四五十斤),或者换成玉米(可以多换几斤),或者磨成全麦粉(现在的时髦食品)连着麸皮一起吃进去;或者像日子稍好的人家儿,精心保存起来,留待年节、生病、串亲时使用。总之,即使是村里条件好的人(如有亲人在城市上班挣工资的、个别村干部,当然知青也算),一年中能吃上白面的日子加起来也超不过40天。至于一般人,能在中秋节、春节时吃顿饺子、面条就很不错了,春节吃不上饺子的人家儿也不新鲜。
    想想中国农民是真够不容易的!至今,有几件关于“吃”的往事仍让我记忆犹新,不能忘怀!虽然说起来挺好笑,但其实这笑声是苦涩的,甚至是带血的!

                  (一) 四个包子

    我所在的村儿是公社(现在的乡)所在地。有一段时间,我不下地,在村里负责铡草,也就是将植物的秸秆用铡刀——一个大约二尺多长,、六七寸宽、五六寸高的长方形的木床,中间抠出一个窄槽,正好适合铡刀嵌入其中,木床的一头有一个可以拆卸、安装的装置,一把带把儿的、与木床长度相差无几的、锋利的铡刀安装在木床的一头,利用杠杆原理加力,上下往返——切碎,为牲口提供饲料,好像我们人类的切菜。铡草是两个人的活,必须配合默契。一个人手执铡刀从直立身体,到向下俯身45°用力按刀,无数次的往返;另一个人坐在木床的一边,双手紧紧抱住一捆秸秆,慢慢地、循序渐进地一点一点地往铡刀口前输送,一个人往下按,一个人往前送,如此达到切碎秸秆的目的。这是一个很累的活计。我的搭档是一位年近65岁的大爷,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王文兰,三代老贫农。
    活儿干到大约10点左右,我们休息片刻,我掏出一盒一毛八分的岗南香烟,殷勤地递给大爷,大爷高兴地接过来,夹在右耳间,并不抽,而是自己拿起旱烟袋,塞上一锅儿碎烟末儿自顾自地抽起来。也许是因为时间已过了一半儿,肚子里的那点儿食儿已消耗殆尽,大爷不由自主地叹息道:“你们城里孩子不懂这挨饿的滋味儿啊,我都十几年没吃过白面的包子了,要让我吃一回,哪嘛少活几年呢!”我听了一阵心悸。我从城市来到农村,感到苦得不行,但这种感觉还没有。我忽然一阵冲动,扬腕看看手表(那时,知青为了表示与众不同,再穷也都先后买了手表[上海、东风之类],我自己倒没买,是我父亲当年用稿费买的一块瑞士“西玛”表,按现在讲话很有“派”的),时间正好,我说,大爷,你等着!我一路小跑直奔公社供销社食堂,一块钱买下四个热气腾腾的包子,用手绢儿兜起来,再一路小跑返回,送到大爷的面前。大爷客气地推让了半天,最终贪婪地吃起来,风卷残云,一阵风的功夫四个包子就进肚儿了。大爷千恩万谢,好像我是活菩萨。四个最普通的包子,白面是最次的黑面,馅儿是白菜帮子偶尔有一小块儿肥肉,我默默地看着,我的眼圈儿不由自主地红了,我似乎突然对中国农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似乎懂得了中国农民!

            (二) “嘿,不行再给几个窝头”

     那年代,逢到秋收过后、入冬之前,河北农村的农民都要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去修河。
    那年,文兰大爷的一个侄子被分派去修冀东的潮白新河。受苦受累都不提了。且说工程完成后,哥们儿一个人推着独轮车儿亦步亦趋地往家赶。到了天津,忽然想起有个近亲就在天津,于是历尽千辛万苦,找上门来。那天恰逢星期天,亲戚一家四口正在包饺子。表叔来了,高接远迎,入座看茶。一切停当,亲戚说,表叔难得来一次,赶紧,吃饺子吧。表叔腼腆一笑,那就不客气了。于是,女人包着,男人下锅,孩子给表叔往上端,表叔拿起筷子,连醋都顾不得蘸,就一个一个地往嘴里送。女人一个劲儿地包,男人一个劲儿地下,孩子一个劲儿地端,表叔一个劲儿地吃,不一会儿,四个人的面和馅儿就全都进了表叔的肚子。男主人笑说,表叔慢慢吃,我们这就和面弄馅儿去。表叔一抹嘴,不好意思地说:“嘿,别忙活儿了,不行,再给弄几个窝头吧!”
    呜呼!

 
                 (三) 河工吃饭

    “文革”期间,年年都要修河。修大河以公社为单位建一个食堂,论吃饭,要吃饱,那可是得有点儿真功夫。
    下工的牌子(钟)声一响,赶紧奔食堂。到了食堂,第一件事是什么?先舀汤。修河工地的饭食就是干粮、烩菜和汤。汤盛放在两个水筲中,其实就是一桶热水加一点儿酱油、一点儿盐、一点儿葱花儿、一点儿香油。关键就在这点儿香油。赶早的人,侧拿起舀子,轻轻地贴着汤面,围着桶边儿,旋转一圈,就毫不犹豫地把香油撇进了舀子里;后来的人,你就喝热水吧!舀完了汤,打菜。菜是一人一份,没什么讲究,顶多厨子和你关系好,勺头子上多给你点儿,出入不大。再就是拿干粮了。这可有讲究,第一次,千万别拿多了,因为你就两只手,无论如何也拿不够你的总饭量,所以要充分估摸好自己吃饭的速度。然后,开吃。别说话,埋头快吃很重要。第二次拿干粮最关键,一定要赶在别人前头,而且要尽量多拿,吃不了没关系,给别人也是人情。否则,就可能吃不着、吃不饱了。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次拿的时候要掌握好量的原因。一顿饭吃下来如同打仗,那可含糊不得!不然,到收工之前,会把你饿得两眼冒金花。

               (四) “该不吃最后一个了!”

    文兰大爷的儿子是个有名的大肚汉!那年,村里打井,队里管饭。饭也就是高粱面儿窝头加咸菜。这小伙儿二十岁出头,挺壮实、挺能干,吃起饭来也没命!这天,工作时间也是太长了,一气儿干了六个多小时,到了食堂,大家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于是,二话不说,一路子埋头吃将起来。小哥们儿一气儿吃了十二个窝头,外加两大碗汤!过了大约两小时左右,文兰大爷忽然跑来喊我们几个知青,说儿子不行了!吓得我们手忙脚乱,赶紧抬着送到公社医院。经医生诊断,“吃饱了撑的!”赶紧灌泻药,输液,忙乎了一晚上,总算平安无事。小哥们儿缓过来后,说了一句肺腑之言:“该不吃最后一个了!”

     关于吃饭的故事还很多,先讲这几个吧,不愿再提了。现在把这些当笑话讲,其实,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这些亲历者才能真正体会。苦日子熬过去了,今天的人又会怎样理解呢?我不知道!

老顽童插队往事(4):                     

     扒瓜趣事


    “扒”意即现今之“扒窃”,扒瓜的意思就是偷西瓜!是不好的事情。老朽绝无教唆之意,更不希望各位看官效而仿之!
    必须声明,本人并非贪财的宵小之徒,只是当年少不更事,又闲得无聊,苦中作乐,才在大同学的教唆下干出这等勾当,绝对是个“从犯”,属于“胁从不问”的政策范围,而且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即使犯法,期限也过了,不能再判刑了,所以恭请各位饶了我,只当是个笑话看看算了。
    在黑龙港流域有许多沙土地适合种西瓜。但那年头,种西瓜属于歪门邪道,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因此,各村儿为了挣点儿“活钱儿”,纷纷把西瓜地安排在离村较远的、较偏僻的地方,以免被公社的头儿们发现,挨批判。西瓜地四周一般都种低矮的庄稼,如黄豆之类,为的就是视野开阔,窃贼难以借用青纱帐的掩护进入瓜地。到了西瓜即将成熟的季节,瓜把式就纷纷在瓜地的有利位置搭起瓜棚,日夜值守在那里以防窃贼。为了防止潮湿,也是为了“站得高看得远”,瓜棚一般都高高地悬空架起来,瓜把式们平时就在上面歇息、睡觉。对了,还有一个秘诀,那就是瓜棚底下的瓜一般都是瓜把式精心伺弄的好瓜!
    话说,经过三五日的密室策划,选定了即日深夜,月黑风高之时行动!主谋是老二FQ,确定的原则之一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要下手就偷邻村的;原则之二是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当地人,以免地理不熟吃亏,于是选中了本队的铁哥们儿——小炼儿,事后我才知道,小炼儿真是一把好手。FQ嫌我胆小无用,不愿带我,只让我在外围接应,我坚决不干,FQ大约怕我检举揭发,后来也没再说什么。
    这天下午收工回来,为了掩人耳目,不露痕迹,小炼儿和我们一起回到知青宿舍,不紧不慢地做好饭,大概因为心怀鬼胎,晚饭草草吃过,碗筷也没洗就进屋上炕了。三个女生只觉得我们行动诡秘,但也只是莫名其妙而已。
    四个人静静地躺在炕上,默不作声。屋子里就像大决战的前夕,安静极了。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天也越来越黑,夸张点说,真有点“伸手不见五指”的意思。老大CM说,老二真他妈是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就算准了今天晚上没月亮。FQ哼了一声,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我一个人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心扑通扑通狂跳,好似即将上战场的新兵蛋子。看看小炼儿,人家什么事没有,睡着了,这素质!
    大约子夜时分,老二侧耳听听邻屋已然没了动静,猛然窜起,说了声“行动!”我赶紧推醒小炼儿,四个人悄声蹑脚地鱼贯而出,FQ灵巧地拨开大门栓,我们悄然消失在夜色中。邻村的瓜地距离我们村大约六七里地,方位和地形,FQ和小炼儿事先已经打探清楚。我们四人疾步如飞,口若衔枚(那时不知道头上戴个尼龙袜子),全速前进在乡间的田埂小路上。约摸四五十分钟,我们悄然到达了前沿阵地。FQ一个手势,我们四人迅速卧倒,全都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盗亦有道!扒瓜也得讲规矩。扒瓜的人不能糟蹋瓜地里的西瓜。挑选时,只可凭经验观察,选中哪个就摘哪个;切忌耳朵贴在西瓜上,用双手使劲挤压,挤压了你又不要,这个瓜就算彻底卖不出去了,俗话称“娄了”。瓜把式最烦的就是这个,比偷他几个西瓜还招恨。挑瓜是个本事,据说主要看瓜蔓儿和表皮儿,我始终没学会。
    这时,FQ分派我蹲在瓜地边儿的一条沟里等待接应,我虽不痛快,但此时此刻已无法争辩了,只好服从命令。三个人全身趴在地上,匍匐前进,悄悄地潜入瓜地,这时还能隐约地听到瓜把式的鼾声。哥们仨还真不简单,不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见每人抱着两个六七斤重的西瓜匍匐着爬出瓜地,然后又返身再次进入。这时,不知为何,我突然情不自禁地轻声笑起来,完全抑制不住。FQ不得不返身回来,低声用天津话恶狠狠地警告我:“再笑,我掐死你!”我不得不强强地忍住。后来,我才知道,人胆小紧张也会笑!
    如此往返了大概三趟,我的脚底下一时间就堆了有十五六个西瓜。我后悔忘了带运输工具,发愁如何将这十几个西瓜运回去。FQ发话了:“都把长裤脱下来!”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懵懂地看看其他两位。小炼儿说,我不能脱,我没穿短裤(内裤)。老大看老二正在脱,冲我一点头,我想,反正是夜里,天儿又不冷,脱就脱吧!我一边脱一边冷眼看老二变戏法。FQ熟练地将裤腿儿挽一下,结成一个扣儿,然后把西瓜从裤子的腰部放进去,两个裤腿儿就能装六个西瓜!我暗自叫绝,如法炮制。很快,十几个西瓜全部装在三条裤子里。老二让我们学着他的样子,将裤腿儿挎在脖子上,不慌不忙地上路了!嘿,真绝了!我也赶紧学着他的样儿,爷们走之!
    走了不多会儿,忽然发现小炼儿没了,大家都紧张了。我最没用,张皇失措地直咳嗽(胆小的表现)。还是军师拿主意,我们就蹲在道边等。又过了约摸十几分钟,正当我又沉不住气时,只见小炼儿紧紧地将两个大西瓜搂在怀里,第三个西瓜摞在这两个西瓜上面,口中紧紧咬住第三个西瓜的瓜蔓儿,一路小跑赶将过来,看的我是瞠目结舌。事后我问小炼儿,三个西瓜是如何抱起来的。他告诉我,先把三个西瓜摆好,然后趴在地上,用双手抱住其中的两个,用嘴咬住另一个的瓜蔓儿,慢慢起身就行了。 
    这三个西瓜都是从瓜棚底下扒来的,每个都十斤出头。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一行四人得胜回朝。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
    第二天,FQ挑了两个西瓜,其中有一个是小炼儿扒来的大西瓜,东张西望地踱到女生宿舍门前,非常礼貌地说:“我们买了几个西瓜,你们也尝尝吧,挺甜的。”
    真是,你也挺甜的!


老顽童插队往事(5):

    一段说书的经历


    依稀记得是1971年的夏天。我和我姐姐分别从内蒙和河北农村回天津探家。那时,好像社会上的政治氛围稍稍有所缓和。我和我姐在家闲得无聊,整天也就是做做饭,找同学聊聊天,打发日子。
    一天,我姐急匆匆地赶回家,神秘地从书包中掏出一本用旧报纸包着的书籍,小声跟我说:“《基督山恩仇记》,从罗子那儿借的,一共四本,一次只能借一本,时间是24小时,还一本再借下一本。”法国人大仲马写的《基督山恩仇记》,现在的译本一般叫《基督山伯爵》,我大哥曾经看过,给我们也多少介绍过一点。故事情节曲折、复杂、生动,引人入胜,按现在讲是一本畅销小说。最近看了电视剧《血色浪漫》才知道,能看到这本书在当时也是一种时髦、一种炫耀。
    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文化的贫乏就和现在非洲大陆没粮食一样,除了毛选四卷和语录,几乎没什么书可看。年轻人,那时叫知青对书的渴望,怎么形容都不过份。没说的,立即行动!我姐白天看,我开夜车——晚上看。好在我们的阅读速度还都可以,12小时看一本,基本没问题。我记得,为了作为今后炫耀的资本和在哥们儿中的谈资,我还特意弄了一个小本,把书中的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主要情节,前后的呼应和伏笔等等一一记录下来。但由于时间仓促,没能像《血色浪漫》当中的主人公那样,整段地背诵出精彩的章节。年轻淳朴的水手爱德蒙.邓蒂斯,美丽的未婚妻美茜蒂斯;加泰罗尼亚青年费尔南多,狡诈贪财的邓格拉斯;阴险卑鄙的维尔福,善良宽厚的莫雷尔父子,清醒睿智的诺瓦蒂埃,学富五车的法利亚长老,还有那个下流无耻的裁缝卡第罗斯,等等,等等。我都尽量详细地记了下来。当时,家里仅有一间房,为了不影响母亲休息,看书的时候,都是用报纸将床头灯遮挡起来,躺在床上挑灯夜战。我还真有点儿血脉喷张的架势,连续熬了四个晚上也不觉得困。每天利用空隙的时间,还要和我姐讨论上好一会儿,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不依不饶。当时真觉得这是天下第一好书!我是天下能有幸读到这本书的智者!
    在返回农村的火车上,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俩个同行的知青哥们儿,我看了一本神秘的书!当时那自得的神情就好像刚从天堂回来一样。我们乘坐的火车是趟慢车,300多里地要走6个多小时,时间富裕,周围又都是些贩夫走卒、农民兄弟,没什么顾忌。哥俩用一种乞求的眼神看着我,要我给他们讲讲。我多少卖了个关子,警惕地望了一下四周,就正襟危坐低声开讲。哥俩那种虔诚的神态,绝对比《血色浪漫》中的哥们儿有过之而无不及。列车在华北的大地上缓慢地行驶,我坐在车上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张牙舞爪、滔滔不绝地讲,周围俩个傻子全神贯注地听,不知不觉就过了两个多小时。我忽然感到口干舌燥,咳嗽了几声,一个哥们儿特有眼力价儿,立马站起来说:“哥们儿,你歇会儿,一定等我回来再讲!”说完抄起一个杯子就往外挤。那时不比现在,没有瓶装水卖,也没人推着食品车来回售货,要想喝口水,就得挤到列车的中部,只有那儿有个茶炉,水还时有时没有,而我们恰巧坐的是列车后部的第11车厢!哥们儿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把一杯“上甘岭”的水端到了我的面前。另一哥们儿借势从口袋中掏出一盒精心保存的、准备孝敬大队书记的大前门香烟,抽出一棵恭敬地递到我的嘴边,顺手用火柴为我点着,说:“烟一般,抽一棵”。为了听这个故事,卑躬屈膝也干了!于是,我又抖擞精神继续讲,还不时掏出我的小记录本核对一下。这引起了一个哥们儿的注意,问我是什么。我如此这般地告知,俩个人就像渴望毛主席语录一样,抢着要看我的笔记。我说对不起,这是专利,概不外传。哥俩立时露出了失望和嫉恨的神情,多年后还念念不忘提到此事。就这样,一直讲到火车进了东光站,仨人才意犹未尽地下车。临下车时,坐在旁边的一位回老家探亲的老工人甩了一句:“小伙儿够能白唬儿的”。俩个哥们儿一边帮我提行李,一边反复叮嘱我回村接着讲,口中还不断地喃喃自语:“真是好书,我怎么看不着呢”。
    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我们学校在阜城插队的知青哥们儿都知道小S肚子里装着一本特棒的书,一讲能讲七八个小时,跟说书的似的。那以后,我还真因为“宣讲”这本书,享受了不少次“奉若神明”的上宾待遇,好烟、好茶、好酒和好饭伺候着,那感觉就是不一样!

老顽童插队往事(6):烧

    烧


    华北平原的黑龙岗流域不像其他地方,自身产煤。因此,农村庄稼人赖以为生的燃料主要靠的是农作物的秸秆,老百姓俗称:柴火。而农村土地贫瘠,农作物的产量很低,秸秆自然就少,农民为了把一天的三顿饭做熟了,把柴火看得十分金贵,跟节约粮食一样算计着如何节约烧柴,根本舍不得在大田里一把火把这些秸秆随便烧掉,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焚烧秸秆、污染环境”的问题。
    农作物秸秆同时也是牲畜的饲料来源和沤制肥料的来源,因此,农民的燃料来源就更显得捉襟见肘。谷子,也就是我们说的小米儿的秸秆,当地人称黄草,那是上好的牲口饲料,绝对不能当燃料烧的;高粱的秸秆,俗称秫秸,要用来扎制许多简易的农用设施等,也不能烧;玉米秸秆顶端部分也要截下来作牲畜的粗饲料,中间的大部分要铡碎了扔到猪圈里沤肥,小麦秸又完全不适合作燃料,你说,农民还有什么可以用来作燃料?玉米秸秆埋在土中的根部,俗称茬(当地老百姓念zha)子,就成了宝贝!此外还有棉花的秸秆和玉米脱粒后的核儿(当地老百姓念hu),这都属于好柴火,经烧(燃烧时间长),是要在关键时候使用的,比如过年时炖肉、煮饺子之类。
    说起农民分茬子,那可也是件大事。茬子分留茬和丢茬两种,留茬就是用镰刀在玉米秸秆离地面较高的部位将其割倒;丢茬就是用镰刀贴着地面将玉米秸秆割倒。是留茬还是丢茬,全凭生产队长一句话,老百姓当然愿意留茬,这样燃料自然就多一些了!
    头天晚上在生产队部记工分的时候,队长就通知大家明天一早分那块那块地的茬子。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各家各户就男女老少齐上阵,推车的推车,扛撅镐的扛撅镐,浩浩荡荡直奔指定的地块。到了地头,生产队长和另一个队干部在地的两边,一边一个横向站好,队长口中念念有词:“张三家五口,分两步半”,于是,两个人共同开步走,迈出两步半,站好;然后,有两个队干部用撅镐按两点一线的原理刨出一条线来,这两步半就是张三家分到的茬子了。迈步的过程中,不时会有老百姓喊,步子迈小了!因而发生争执,但一般没人敢和队长死叫板,吵吵两句也就不作声了。迈完步子就算分配完毕。这时候,人声鼎沸,大呼小叫,一家人就开始忙乎了。一般是男劳力用撅镐把茬子刨起来,首先刨紧挨着左右邻居的那一溜,免得下手晚了,吃亏!女人和孩子在后头把茬子上夹带的泥土磕打干净,有老人的随后将磕打干净的茬子归拢在一起然后装车运回家中。地净人空总得二三个小时。到了家里,勤快的家庭主妇会用工具将茬子逐个砸pi了,这样便于提早晾干,使用方便,不会因为柴火潮湿做不熟饭。晒干的茬子还是很好烧的。
    棉花秸秆,俗称棉花柴。刨棉花柴必须有专用工具,否则是很难办的。棉花柴既坚且硬,根扎在土里很深,摘完棉花后夹壳尖尖的十分锋利,极易划伤手。拔棉花柴的工具像一把铁制的钳子,但呈大八字形,一端镶入一个粗粗的木柄,另一端稍微呈弧形,顶端是扁平的。拔棉花柴一般都要戴手套,以避免扎手,首先左手轻轻地捉住棉花柴的上部,右手握住木柄一端,将钳口咬住棉花柴的根部,另一端的扁平部分平放在棉花柴的斜前方,然后用力抬起木柄,利用杠杆原理将棉花柴连根拔起。分棉花柴的办法与分茬子没什么两样,但老百姓对分棉花柴更加重视,因为,生产队集体采摘棉花是十分粗放的,采摘得并不干净,而且老百姓也有意这么做,为的就是今日!勤快细致的家庭主妇,都能在分回家的棉花柴上再采摘到至少三五斤籽棉,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给大人孩子蓄个棉裤棉袄的也好啊!而且棉花柴好烧耐烧,是农家很看重的柴火。
    分回家的柴火要尽快晒干,过日子的农家一般都有柴火棚子,晒干的柴火一定要储备在棚子里,避免阴天下雨下雪,打湿了柴火没法做饭。我们知青就缺这个,赶上下雨下雪,没有干柴火,那才真较劲呢。沤得满屋子烟也做不熟饭,真是干着急。我是我们知青户的当然伙头军,我体会最深。
    这点柴火根本不够用,所以,孩子下学回来,家长都要分派拾柴火的任务,完不成是不能吃饭的。老人也总是随身背着一个筐,怀里夹着一个竹耙子,随时随地注意把能看得着的柴火收入筐中。耙子是扇形的,十五六根长长的耙勾密密地排列,能把地里的柴草尽数搂到自己的筐子里。有的老人专门在生产队的场院边打转转,大风一吹,场院柴草垛的柴火自然会散落各处,老人也就趁机下耙子了!
    过去的中国农民真是不容易。现在可大大地不同了,生活条件今非昔比,几乎家家都用上了沼气、天然气,基本不用为燃料的匮乏而发愁了。
    老乡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还是柴火灶做出来的饭好吃!
    你说这不是烧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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