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衡水晚报》2009年7月8日

      随着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热播，一段尘封的中国远征军的历史又一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战士的英勇、战斗的惨烈、战争的悲壮无不震撼着后人的心。我们今天为您讲述的这个故事，可以视作现实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它比电视剧更震撼更真实——

高汝益/口述 金秋/记录

      我叫高汝益，阜城县东街村人，1932年在山东德州博文中学读书，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校全部男女学生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奔赴抗日前线。
      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
      1942年我参加了中国驻印远征军——中国远征军，这支队伍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为支援英军在缅甸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派出的跨境作战部队。同年由于指挥不利，加之英军进展缓慢，远征军各部被敌各个击破，于是上级决定撤退。
      如今，年年沉思之余，我都会想起和我一起战斗过并走过“野人山”的战友们。他们虽然绝大多数都没有留下名字，世人也不会记得他们是谁，但是他们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名战士，死在了抗击日军的异国战场上，他们是英雄。
      我所在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军，走出缅甸后，进入了荒无人烟的丛林。这儿长年阴雨连绵，长年不见人影，到处是能“吃人”的水沼子。更加可怕的是那些专吸人血的蚂蟥，一片片一堆堆到处都是，时刻等着吸光战士的血。
      当时我任第五军96师288团三营机枪连连长，我连共178人。我们沿着无路可走的丛林，边走边用枪支、木棍探路，同时不断拍打防止各种蚊虫及吸血虫的袭击，有的战士身体非常虚弱，身上都化了脓，难闻得很，有的甚至生了白花花的蛆虫，让人看了心里难受。   我带领连队进入这一地区后，各排各班患病的人数逐渐增多。又没有相应的医药治疗，实在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战士被疾病和残酷的环境折磨而死。更为严重的是“缺水”。这里虽然天天下雨，处处是池沼，但是所有的水面都漂浮着蚊虫苍蝇肮脏不堪，没有一处可供战士们饮用。在这极为紧张而又无奈的情况下，士兵们实在干渴的没办法了，只好偷偷地躲到一边用双手拨开一处水面上的脏物，捧起发黑的水喝上几口。
      这样的生活又引起了很多不知名的疾病以及霍乱传染。在这极端危困的情况下，我军实在无法再继续走下去，上级改变了回国路线，并同中国驻印联军联系，就近转向印度方面。
      走进“野人山”178人只剩下8人
      我军转向印度后，随即进入了荒无人烟的“野人山”，这个名字是我们部队经过时起的，并不是这片荒山野岭的真实名字。
     “野人山”是被高大的原始树林浓浓密密地覆盖着的一块山地。在这里，我们的士兵、马匹仍然被严重的疾病所折磨。
      进山不久，走在我身旁的一名河南籍战士倒下了。我跑过去，双手抱住他说：“坚持住，起来，起来，坚持就是胜利。”他在我的呼喊中慢慢睁开了眼睛，无神地望着我说：“连长，我不行了，请你告诉我的父母我是死在打鬼子的路上的……”“你是哪儿的，父母叫什么？”我大声地喊叫着，最终也没有听清他的话。他死了，就这样被疾病折磨死了。他是名普通的战士，死在了打鬼子的路上，他感到了自豪，死得心甘。
      几个战士过来，掩埋了他，而后我们又上路了。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我们接到上级命令：把弹药全部丢掉，重兵器和笨重器械，一定要把零件卸下来，破坏后再扔掉。当时我们连有 一名战士抚摸着与他出生入死的重机枪哭了。
      “小张，别哭了，只要我们走出‘野人山’武器会有的，我保证给你再弄一挺新的。”我只记得他姓张是我们河北籍的老乡，他最终没能走出‘野人山’。
      我们抛弃了武器弹药后，负担减轻了，部队的行军速度快了，可要命的是粮食没有了。原准备进入山地后就可以利用飞机空投。哪里知道‘野人山’是原始森林，浓浓密密，森林顶端那高大粗壮的树枝相连接，遮掩得长年不见天日，无法进行空投，自然也就无法补给粮食药品。没办法面对这严酷的饥饿，我们就在死马身上那些没有生蛆的地方割下点儿肉来充饥。由于马肉的污染以及乱吃东西而造成的疾病又开始传染流行开来。
       此时又出现了一种更可怕的恶性疾病，这种病无药医治，七八个小时人就会死亡。我们行进中发现沿路两旁和用树枝搭起的棚子里到处都是死尸。
       我带领着我的连艰难行进着。此刻的疾病猖狂到了极点，时时袭击着士兵们，我的身边前后不时有士兵倒下，我们已无力照顾他们了，以免传染，上级的要求是只要活着走出“野人山”就是胜利。
       我边走边鼓励战士们，不幸的是我也得了这种疾病。正在我吩咐二排长代理我的职务时，第五军通讯营的蒋医生从后面赶了上来。之前我就跟他很熟，问清了我的病情后，他就让士兵煮饭，他用煮饭时锅盖上的蒸馏水，给我注射了一支“九一四”（他带来的药）。
  蒋医生走了，我抬头望着他走远的身影，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过了多半天我在两名战士的搀扶下走了一段路，后来觉得身子有了劲儿，也不感到累了。就这样我又走了两天，忽然看到茂密的大森林前边有了边缘，一丝阳光明亮亮地洒在了眼前。
       我们走出‘野人山’了！
       我突然仿佛有了千钧之力，步子也迈得大了起来，如同久别的孩子见到母亲，一片欢天喜地。我们走出来后，有人跑过来迎接我们，并亲切地告诉我们这儿是“塔巴长”是专为从山里走出来的人设的兵站，在这儿可以领到食物，也有医生看病，并可领到治病的药物。
      “祝贺你走出了‘野人山’。”一个年轻的军医走到我面前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
      “谢谢。”我激动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来到这里我的病全好了，休息了一天，领了两天的食物又继续前进了。
       两天后我们到了印度最东部的大车终点站——里巴克马尼。这里也有人接待，安排食宿，我们在这儿做了简单的体检，洗了澡，换了新军服，至此我连从缅甸出发时的178人，到达这里仅剩我们8人。我连8人在里克尼休息一天，即乘火车到达印度西部的蓝伽。这是一座很大的营房，住有从国内空运来的补充部队和从缅甸英军来印度的38师，其余全是从‘野人山’走出来的人员。随即我被编入中国远征军司令部警卫团第二营四连任连长。不久又改为二连继续任连长。
       回到祖国为新中国贡献力量
      中国驻印度军中指挥部成立后，率军推进到新太平洋，我带领二连负责司令部各部门的警卫、弹药、器械，粮库等。因为我连任务烦杂，驻地分散，接触外籍人员较多，所以派来一位美军“联络官”，专门负责为外籍单位的业务联系工作。
      1945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糊里糊涂地被免了职。就在我被免职的第二天，总指挥部高射炮营调回昆明。他们二连的连长是我德州时的同学，所以我就乘他们的飞机回到了昆明，又恰好我的老部队第五军96师驻扎在昆明，老首长黄翔任96师长。我到后任警卫连连长。
      1948年我升任57A215师643团一营营长，1949年12月参加了在四川新都的起义并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起义中我营担任起义指挥部的警卫工作，为起义成功立了功，同年我调任解放军四川省剑阁军分区司令部任见习参谋长。1952年转业后任教，1976年退休至今。
      退休后，我始终坚持学习并做了大量笔记和心得体会，还结合我所走过来的道路，写了很多文章，用来教育后代子孙。要让他们懂得新中国是无数革命烈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让他们知道，只有好好学习，学好本领，才能建设好我们的伟大祖国。为此在我任教的学校里，我一直定期为学生们上爱国主义教育课。望着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孩子，我心里感到那么的幸福。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时时想起那些没能和我一起走出“野人山”的战友们，假如他们还活着也会和我一样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