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6年，金国大军突然南下，六万人马势如破竹，直捣京城汴梁。当是之时，以宋钦宗赵桓为首的一干人等似乎被如狼似虎的金军吓傻了眼，根本无视敌我双方兵力之比（当时汴梁城内的守军多达20万），就“毅然”决定割地求和。作为当时主张“求和”态度最为坚决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张邦昌则被宋钦宗“英明”的任命为“河北路割地使”，负责陪同康王赵构前往金营充当谈判的预交“押金”——人质。
这一由国家最高元首亲自交付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充分代表着来自皇帝的信任和关心，但凡有点上进心的人，都会高兴的接受的，比如康王。可是，张邦昌却是一个小人，而且是“懦夫式”的小人，所以在接到圣旨以后，他如丧考妣，为了自己的这条小命，居然又是荒唐的要求宋钦宗做出书面承诺，切实保证“无变割地议”；又是要求宋钦宗干脆先下发投降文件，让他揣在怀里然后直接送给金国。理所当然的，这些荒唐的要求被干净利落的一一否决了。
尽管要求没有成为事实，可是堂堂一名国家领导人，为了一己之私利，竟然可以如此光明正大的做出如此厚颜无耻的事来，张邦昌实在想不小人都不行了。因此，如果史书据此将其列入《奸臣传》、《宠幸传》或者干脆单列一篇《小人传》，都是可以理解而且顺理成章的。问题是，无论是官方正史还是民间传说，却将张邦昌归类于“叛臣”，而究其理由，不过因为他当过那么个把月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皇帝”。这，就是对张邦昌的莫大冤枉了。
其实，张邦昌从来就没想过要当皇帝。关于这一点，《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得很清楚：当被告知将成为皇帝候选人时，张邦昌是明确反对并坚决拒绝的。是粘罕和斡离不慌称只是让他当宰相，辅佐宋朝太子治理国家，他才勉强进入汴梁城中。而其最终也是由于京城父老乡亲的苦苦哀求，才勉强成为理论上的“皇帝”的。
事实上，尽管在王朝内部表现得相当可耻，可是一旦进入金营，正式成为人质，张邦昌的行为却可圈可点，基本上展现了一名优秀的外交官员所应当具备的那些风度和品质。比如，当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不二人召其单独议事时，张邦昌就始终坚持自己与肃王赵枢（其时康王已经被金军退货并另立山头）以及驸马曹晟等三人所组成的“人质代表团”是一个共同的整体，自己绝对不能违背外交工作纪律私自行动。最后还是金国使者使用武力才将其带走的。
此外，张邦昌也从来没有当过皇帝。虽然当皇帝的任命经过了文武百官的共同签名认可，但他本人根本就没有以皇帝自居的意思——他将办公地点设在文德殿（皇帝的办公地点为紫辰殿和垂拱殿），将办公桌椅西向放置（皇帝的座位是南向放置的）。他坚决制止朝廷官员向他跪拜行大礼，当有的官员为了巴结讨好而对其跪拜时，他必定“东面拱立”。他与朝廷官员开会聊天时自称为“予”而不是“朕”，公文往来时用“手书”而不是“圣旨”。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了他始终是与朝廷官员们以同事和平级关系相处的（《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王时雍是推举他成为皇帝的首席功臣，也可以说是他的心腹和死党，可是当王时雍以皇帝专用的“陛下”他称呼时，他丝毫不留情面的将其狠狠训斥了一番（《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后来金国大军准备返回北国，已经身为“皇帝”的他却身服缟素，率领满朝文武，亲自向其时已身陷金军牢笼的徽、钦二宗遥拜送行，并且伤心欲绝，涕泪俱下，完全是为人臣子的礼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所有这些行为，无不实实在在的说明，张邦昌所谓的皇帝职位，确实是只存在于理论上的。
事情的真相是，与后世一致认定为“叛臣”的结论恰恰相反，自当上“皇帝”的第一天起，张邦昌就在为推翻自己的统治，实现前朝的复辟而做着种种不懈的努力。就算张邦昌当过皇帝，其终极目标也还是为了恢复“旧时王谢”。
金军没走之前，他亲自到金营拜见完颜宗望和完颜宗翰，提出了“不毁赵氏陵庙，罢括金银，存留楼橹，借东都三年，乞班师，降号称帝，借金银犒赏”等七项重要提议，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斡旋工作，得到了当局的许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中，仅岁币一项就成功免除钱一百万贯、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负担（《大金吊伐录》），为赵宋王朝的成功复辟和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他又亲自致书金军统帅，成功的将左丞冯澥、管军郭仲荀、签书枢密院事曹辅、太常少卿汪藻、礼部侍郎谭世绩、中书舍人孙觌以及徐天民、苏余庆、沈晦、路允迪、黄夏卿等一干政治精英争取到了汴梁（《三朝北盟会编》）。前京城留守孙傅、签书枢密院张叔夜以及御史中丞秦桧曾经反对他当皇帝的态度最为激烈，但他丝毫没有计较前嫌，同样致书请求放归（《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此外，他还殚精竭虑，请求遣还诸王夫人及诸帝姬，希望通过“曲线救国”的策略——因为当时有部分夫人的腹内正有孕——为皇室宗族保全一丝血脉，可惜被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粘罕看破（《南征汇录》）。
最后，当金军终于准备北归时，他又委婉而坚决的拒绝了粘罕留一万金军帮助其巩固统治秩序的“好意”，彻底消除了赵宋王朝复辟的暴力隐患。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可以在金军撤退以后的第一时间内，就派出使臣谢克家带着传国玉玺赶到前北宋王朝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恭请大宋王朝现存唯一合法继承人——康王赵构前往继承皇位。同时，恭请元祐皇后在康王到来之前先垂帘听政，暂时主持大局，自己则以太宰的身份退到内东门资善堂居住，继而又亲自赶到南京，痛哭请罪（《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至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说，自始至终，张邦昌从来都没有任何叛变国家的行为。因此，说他小人则可，将其列为叛臣，则不但有失公允，更是千古奇冤。
(本文摘自《百度知道 文化/艺术 历史话题 》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949100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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