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可逆转立异姓
1127年正月，宋钦宗在青城献上降表，代表北宋王朝灭亡。金人并不想占领南方的土地，而想在废除赵氏后，另立异姓为帝，在南方建立傀儡政权。金国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却上书给两位元帅，反对另立异姓，恳请继续保存赵氏，可是他的建议遭到两位元帅的拒绝。
刘彦宗原是辽国的宰相，他深谙中国士大夫的思想意识，其建议颇有深意。在一家天下的封建体制下，中国士大夫形成了“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操守，他们的思想意识中认为维护一姓一家乃是理所当然，另立异姓属于大逆不道。宋通奉大夫刘韐听说金要另立异姓，就声称“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就自缢身亡以彰显自己的道德操守。在末代帝国的亡国幽魂下，刘韐等中国士大夫坚守臣子的气节，宁死不屈，谱写出一曲曲悲烈的壮歌。刘彦宗深感像刘韐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金国若是推立异姓为帝一定遭到宋朝遗老的强烈抵制，严重的话将会引发政治危机，最后必将成为金国的包袱。然而，金军的两位元帅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的眼前都是些软骨头的叛徒和奸贼，未能看透积淀在中国政治深层的士大夫意识，结果拒绝刘彦宗的建议，从此，金国犯了一个不应该犯的历史性错误。
宋徽宗得知金国要立异姓，马上写信给两位元帅，既然金国无意于南方的土地，就恳求拥立赵氏，继续保存宋王朝，他在信中提到：“请立赵氏，奉职修贡，民心必喜，万世利也。”拥立赵氏，保存宋王朝确实是金国比较合适的做法，因为宋徽宗在金人面前一直出卖诚信，金人对他缺乏诚信的人格早就厌恶，就断然拒绝他的请求。
宗翰原来设想以辽国遗老萧庆或刘彦宗留守汴京称帝，可是他们没有胆量触犯中国士大夫基本的道德底线，没有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就都一致推辞。金人只能在宋朝的大臣中物色人选，就这样，张邦昌被推上历史的风头浪尖。
金人在徽、钦两位皇帝北狩之前，推立张邦昌称帝，国号大楚。
二、阴差阳错选为帝
张邦昌，字子能，宋进士出身，钦宗即位时官拜少宰，金帅宗望围攻汴京，宋无奈签订城下之盟，张邦昌就随同康王赵构前往金军为人质。后来改肃王为质，张邦昌就跟康王回国，这段为人质的这段经历，为他后来被推立为帝做张本。因他主张和议，回国后被宋廷任命为河北路割地使。金军第二次围攻汴京，张邦昌因主和而遭到主战人士的攻击，降职闲居无事。
1127年二月初六，金废除宋帝，然后勒令宋朝的百官讨论并推举异姓为帝。宋皇太子的老师孙傅大声痛哭，发誓不奉命，请求再立赵氏。金人的态度也十分强硬，坚决拒绝赵氏，提出“河山可以不改，而姓氏非改不可”。宋朝百官没法，再也不敢提出异议，但也想不出解决的方法，因为不知道谁有资格可以称帝呢？
会议由汴京留守王时雍主持，最后，他对大家说：“今天应该勉强推荐一人，大家好交差。”刚好尚书员外郎宋齐愈从金军中来，大家就询问金人的底牌到底是谁，宋齐愈写了三个字——“张邦昌”，就这样，张邦昌就被一致推举为帝。
王时雍担心百官反对，就带头签名，百官也跟着签，孙傅、张叔夜两人拒绝署名，他们就被金人抓起来。秦桧也拒绝签名，情绪非常激动，痛斥张邦昌误国乱政，强烈要求立赵氏宗室为帝，结果他也被金人抓走。秦桧此时任御史中丞，属宋王朝政坛的青年才俊，他属主战派，强烈反对议和，是投票反对割让三镇的三十六个人物中之一。现在，在百官噤若寒蝉的情况下，他又冒着生命危险慷慨激昂地批判张邦昌，这是何等的胆略和勇气啊！年青的秦桧心中满怀正义，充满朝气和激情，表现得非常优秀，在腐朽的宋朝政坛中，他脱颖而出，成了一颗璀灿的政治明星。
主和派的唐恪在金人的淫威下勉强签名，但回家后十分羞惭，就仰药自尽。宣赞舍人吴革坚决拒绝向异姓皇帝屈服，他回家后串联数百名内亲事官，杀掉自己的妻子，烧毁自己的住房，毁家纾难，准备在金水门外起义抗金。可惜叛将范琼把他们出卖，趁他们起义时，率领叛军从背后袭击。百多名起义者被杀害，吴革和他的儿子被擒获、杀害，还有十多名同党也被处死。
刘韐、唐恪、吴革等这些忠心耿耿的宋臣子，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印证了中国士大夫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气节！
三、无可奈何花落去
虽然张邦昌称帝是金人淫威下的畸型产物，但在士大夫们的意识深处，他已属于大逆不道、罪无可赦，严重违背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操守。张邦昌也以自己被推举为帝而深感羞耻。
可是，张邦昌犹如被陷在夹层中，不仅身外有两重压力：金人淫威的逼迫以及社会道德的审视。他的内心也有两重压力：一是称皇称帝的诱惑，一是道德良知的谴责。他在重重压力之下进退维谷，据说张邦昌曾萌生自杀的念头，后来在身边的人劝阻下才消除自杀，那人说：“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涂炭一城耶？”（你以前在城外为人质时不想死，现在却想死，是要让全汴京城肝脑涂炭吗？）
若张邦昌此时自杀，金人会做何反应？金人当然不会残酷到要让全汴京城肝脑涂炭，但金人此时会重新拥立赵氏吗？恐怕不会吧，如果再不拥立赵氏，那肯定得推举另一个人代替张邦昌为帝，结果是一张邦昌死了，又再生另一张邦昌，这不是很折腾人吗？可见，张邦昌现在不是一个人，而是金人要取替宋王朝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总会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来代表。后来张邦昌把江山归还赵构，抛弃帝号，结果金人同样在北方推举刘豫顶替。
显然，新的傀儡政权并没有因张邦昌的接受而存在，又没有因张邦昌的拒绝而消失。张邦昌不幸的被金人所物色，成了这个符号的实体，他必然成了历史的替罪羊。
现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可选择：要么死节，要么称帝；要么忠烈要么叛逆。它们的冲突在封建中国是没法调和的，张邦昌现在处于两难选择之中，他十分犹豫，想把它们调和起来，把不可兼得的两者都选择起来，因此，他为保持忠贞却不敢引决，接受叛逆而不能彻底。结果可想而知，张邦昌什么都没有选择到，落得两头都不是人，被踢进历史的垃圾堆，身败名裂。
三月初七日，金人奉上册表和印宝，邦昌勉强称帝，国号大楚。不过，他还是犹豫豫、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声称自己称帝“本为生灵，非敢窃位”，王时雍率百官朝拜时，他不敢以帝王自居，只是东面拱立，不敢南面接受大臣朝拜；见百官称“予”，不敢称“朕”、“寡人”；手诏署“手书”，不敢署“敕”；没有改元，只把靖康两字去掉；百官没有对他行朝拜礼仪，只有王时雍奏事时称“臣启陛下”，可张邦昌听后就严厉批评；他从来不敢登上紫宸、垂拱两殿；按照封建礼节皇帝登位时赦免天下，张邦昌只赦免汴京城内，没有赦免天下。总之，他虽然称帝，但仪式上不算皇帝，除了金人名义上封他为帝外，他其他方面都始终保持宋臣的身份。实际上他的职责类似汴京城的一位行政长官。
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三月十五日，张邦昌往青城拜见金军两帅，一方面表示致谢，一方面提出七项请求：一请求不毁灭赵氏陵庙；二请求免除搜索金帛；三请求保存汴京的防御工事；四请求等待江宁修建完毕，在三年内迁都；五请求金军在五天内班师；六请求保留宋朝，自己以帝为号，称为楚帝，不改朝换代；七请求借贷金银犒赏军队。同时又请求归还滞留金军的宋朝大臣。
金国两帅应允他的全部请求，只勒令何木、孙傅、张叔夜和秦桧等几位大臣全家北迁，其他的大臣都留下汴京。
凭良心说，七项请求真正地体现出张邦昌“本为生灵，非敢窃位”的理念。应该肯定，张邦昌此时没有狐假虎威、不可一世的面目，一直以严谨的态度，兢兢业业遵守宋臣的身份，始终将自己看成在国家危难时起稳定局势的过渡性人物。他最大的限度地维护赵家王朝的利益，争取废除金国对汴京人民的苛政。他的行为都是比较中性和低调，传统历史称张邦昌是奸臣，真的是冤枉了他！若是这帝号落入野心家、阴谋家手中，他还会有如此严谨的行为吗？还会如此谦逊的将江山拱手送还赵构吗？
三月二十七日，金人押送宋徽宗北上，张邦昌往南薰门辞别，亡国辱君这悲恨再次被勾勒起来，宋朝的君臣都悲伤痛哭，有的宋朝遗老哭得死去活来，昏倒在地。
金人北回了，汴京城的人心也安静下来了，金人没有留下一兵一卒，张邦昌在七事中也没有向金军请求留下军队保护。可见，张邦昌根本就没有贪图帝王的妄念，时时想将傀儡帝王让还赵家。
金人不留兵确实有点不可思议，让历史很质疑，据说金人原要留兵保护张邦昌，但伪政府中有吕好问对金人说：“南北气候不同，恐怕北兵不习惯水土。”金人想留下一谋克军，吕好问又说：“谋克是高贵的人，若是得病，我们的罪更深重。”于是金人就没留下军队。看来这位吕好问在金军中很吃得开，对金国的影响力看来不亚于张邦昌，可是历史却把吕好问评为反金的忠臣。
金人所以不留下军队，原因有二，若不是张邦昌不想留，就是金人不愿留，没有其他可以解释的。中国历史由于弱智，才会相信吕好问那些鬼话。张邦昌所以不想留，是张邦昌没有贪图帝王的妄念，心胸坦坦荡荡，不需要金军的保护。金人所以不想留，就是不习惯南方的水土，并非吕好问那几句话所能影响。
要说吕好问有影响，他最大的可能是影响张邦昌。张邦昌或许听吕好问的建议，担心金人留下会出现什么闪失，就在七事中不敢提出留下金兵保护的条款。
五、“易服归省”保臣节
金军北回后，吕好问就问张邦昌：“相公真的想称帝吗，抑或姑且敷衍金人，然后再慢慢走着瞧？”张邦昌问：“此话怎讲？”吕好问说：“相公能知道中国的人心所向吗？人心所以归向相公，是被金人的淫威所挟持罢了。现在金人已经离去，相公还能保证以后的日子都像今天这样吗？现在康王在江南，人心所向，相公若真有野心则罢了，若没有野心，何不首先建义，起来拥护他呢？”张邦昌确实没有政治野心，没有称帝的企图，他听了吕好问的建议后就说：“这正是在下所想的。”吕好问接着说：“为今之计，当先除帝号，迎接元祐皇后，再请康王早正大位。如此，则可转祸为福，获取保全。”张邦昌欣然接受。王时雍当时却提醒张邦昌说：“骑虎者其势难下，希望能深思熟虑，他日若被反咬一口，后悔就来不及了。”王时雍所说的是残酷的现实，历史的发展恰好证实王时雍的话很有预见性。可怜张邦昌完全是书生气派，没有半点阴谋家的思维，他太单纯和天真了，落得这等地步还想恪守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他应该撒泡尿照照，自己已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地球上还有他忠君的空间吗？
在历史天翻地覆的时期，张邦昌因被历史所错位而陷入了尴尬的两难窘境，张邦昌本应在死节与称帝，忠烈与叛逆中做出一个选择，不能再有犹豫和动摇，更不能左右兼顾。不管什么选择，他他一朝做出决定，就得义无反顾的走下去，即使背着黑锅，也不能有所反悔，更别抱什么侥幸心理而改变自己的选择。
然而，张邦昌摆脱不了士大夫的气质，灵魂深处占据着忠君的正统意识，他对自己的僭越有一种羞惭感和负罪感，但又不能为此而死节，他只是选择妥协，为顾全大局而勉强为帝，希望在渡过难关之后再还原为本来的状况。但是，他良好的愿望在行为上已严重地触犯了封建思想道德，跟封建思想道德体系发生激烈的根本冲突，成了不可饶恕的叛臣逆子。
很显然，张邦昌对自己的选择抱着单纯和天真的态度，具有中国士大夫懦弱和妥协的普遍性格，他还缺乏果断和坚决，这反映出他内心世界非常复杂，因而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他没有选择和处理好自己复杂的政治道路。内心世界的复杂并非他具有狡猾的多面化性格，而是他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性格体现，正如我们所批评的：为保持忠贞却不敢引决，接受叛逆而不能彻底。最后落得左右不是人，被踢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正是他悲剧的根源所在，张邦昌的历史悲剧既有社会道德思想体制的因素，同时也是他的性格所决定，可以说他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
就这样，单纯的张邦昌听从吕好问的主张，迎接元祐皇后入宫，尊为宋太后。当时宋的宫廷中有位号的都被迁徙金国，只有元祐皇后因早年被废弃而留在汴京。张邦昌又派蒋师愈送信给康王，陈述自己称帝是“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表白自己没有其他野心。接着，张邦昌去帝号，易服归省，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自己服紫袍，班归两府幕次，等待康王赵构的复辟。他不久往归德朝拜赵构，伏地痛哭，请求死罪。赵构当时以好言安慰。
张邦昌此时离开汴京往归德，这恰恰暴露出他的本质上不是野心家，他若真有野心，是绝不会离开汴京，因为汴京才是张邦昌的巢窝。他若真有野心，他应以汴京为据点控制赵构。他可以让元祐皇后先在汴京垂帘，而自己掌握军政大权，然后再恳请赵构君临汴京。汴京是宋的京都，回归汴京号令四方以收复国土是赵构应有的责任。如果赵构不敢来汴京，那表明赵构对张邦昌心存有戒备，张邦昌就应该相应警惕起来，这表明他们君臣之间的伤痕确实难以抹平，那样的话，张邦昌处境已是骑虎难下，忠于赵家王朝变成他最大的敌人，背逆自立应该是他的唯一选择。若赵构在张邦昌的邀请下亲临汴京，那证明他对张邦昌还是信任，没有戒心，张邦昌再全心全意地效忠赵构，此时尚不为晚。当然，张邦昌若是历史的伟大人物，他可以趁此挟天子以令诸侯，进则可以建立天下，退则可以独霸一方。可是，他不是历史的伟大人物，也不是野心家和阴谋家，糊里糊涂地做了一件不是他应该做，也不是他所能做和做得了的事。因此，他做得窝窝囊囊，走上历史的不归路，演出一段历史性的悲剧。
六、跳进黄河洗不清
这悲剧中有他身不由己的因素，但真正的悲剧根源是他缺乏果断的魅力，忠贞而不敢引决，叛逆又不能彻底。张邦昌的悲剧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性格的因素，既是历史的，也是个人的悲剧。
张邦昌称帝的丑剧就这样谢幕，共三十三天，结局并不悲壮，却是那么优雅和彬彬文明。但是，这丑剧的尾声就不同，报应他的是无情的攻击和残酷的镇压。
在中国历史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你一朝成了政治路线的绊脚石，即使清白无罪，专制政治尚可给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何况张邦昌的污迹斑斑，易姓建邦三十三天，严重触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操守，其叛逆不道已是罪无可赦，他必然难以在宋的政坛上立足，其结局必是粉身碎骨、臭名昭著。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只有傻呆呆的张邦昌才自信无辜和清白，心存希冀，以为专制政治会对他温情脉脉。结果事与愿违，等待张邦昌的历史审判却是四个字——臭名昭著。
天会五年（1127）五月初一，宋康王赵构在南京即皇帝位，张邦昌率百官称贺，同一天，元祐皇后在汴京撤帘。此时的赵构政府简陋，张邦昌尚有余热，保持首相的官衔，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
南京不久就舆论风起，对受金国伪命的诸臣颇有微辞，在舆论压力下，伪朝人物纷纷引退，不敢大出风头。赵子崧不久乘势上表，请求对王时雍等十大卖国贼明正典刑，以为万世人臣之戒。赵子崧此表推波助澜，惩治受伪命诸臣的呼声越来越紧。六月，李纲赴京，他未到南京，即为自己树起一面旗帜，称“臣愚蠢，但知有赵氏，不知有金人。”在李纲这面旗帜下，张邦昌之流的政治光环黯然失色，李纲到归德的第一封奏章就提出的“十议”，其中有 “僭逆”、“伪命” 两议，矛头直刺张邦昌。李纲得势不饶人的，采取轰炸式的抨击。张邦昌等已没有还手之力，都被一一贬官流放，张邦昌被流放到潭州。张邦昌最后被宋杀掉，从而引发金军第三次南伐。
严格说，李纲正是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只是他非常幸运，总能让他博得光彩的声誉。开始因他过分信任勤王师，坚持主战，结果把宋金的和议搅成一团浆。后来，他指挥北伐又严重失误，暴露出宋军战斗力的虚弱无能。于是，他被贬官离开汴京。他刚离开汴京，宗翰、宗望的南伐军跟随其后到达，最后汴京失陷，北宋帝国日落西山，奄奄一息，两帝北狩，北宋君臣饱尝亡国之恨，忍受着在强敌淫威下的耻辱，其艰难和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可李纲此时却幸运，在国家的破船流经激流险滩之际，他却靠岸，幸运地避开艰难险阻。现在，在国家风平浪静之时，他又回到南京，竟然以清白示人，理直气壮，说什么“臣愚蠢，但知有赵氏，不知有金人”，这些话表面上忠心耿耿，冠冕堂皇，可谁知这样的言论只能是局外人才能说得出。当然，他没有身临其境，不能理解其间的无奈和辛酸，我们不能要求他同情伪政府的人物，但他也不能因此以清白自居而盛气凌人，何况南京（归德）政府现在正处于百废待举的草创时期，大家本应互相支持，拧成一股绳，如吕好问语所说的“纳污含垢”以观后效。然而，李纲却在王业艰难之时，采取无情打击，虽然锋芒毕露，但其狭隘与顽固，刻薄与寡情却暴露无遗，其后果相当严重。试问从汴京南下的人物中，哪个没有叛国投敌的污点？这些人现在在李纲严厉抨击和无情镇压下，谁能不忧心忡忡呢？从此，因李纲的搅局整个南京政府人心背离，士气低落。
如果说张邦昌何以不幸生于靖康之际，那么，我们毫不夸张地说，靖康之际又何以不幸而有李纲？
历史并非要说张邦昌死有余辜，张邦昌既然违背封建士大夫应有的精神操守，就只能任由现实和历史的处置。现实对张邦昌是残酷无情的，这有其背后的政治利益和目的。但历史不同于现实，历史已经摒弃了现实的利益因素，它应有历史的高度感，应避免盲目的粗暴，更要避免被别有用心的人所误导。张邦昌等汴京人士沦陷在强敌魔爪之下，他们的人身和精神受到双重围剿，忍辱负重，百般委屈和辛酸，最后两帝北狩，他们都沦为亡国奴。张邦昌等为苟且偷生，被动接受金国的伪封，尽管如此，他们还继续保持对宋王朝固有的认同感，最后去帝号，易服归省，臣属赵构。此情此景，我们怎能忍心定性他们卖国叛臣呢？严格地说，张邦昌等不是什么叛臣，也没有卖国，他们只是封建士大夫道德情操的沉沦。
张邦昌死后，金国继续在宋的故地重新推立刘豫为帝。我们若将张邦昌与刘豫比较，则可以这样说，若宋朝人人都是张邦昌，就不会出现刘豫和北齐，而杀掉了张邦昌，最后还是出现了另一个张邦昌——刘豫。
千年冤魂谁能雪？
金推立张邦昌后北回，同时分派三支军肃清北方的新征服区，挞懒清理山东，攻下密州；阇母肃清河北，取河间；娄室肃清河东，攻下诸州，扫清北方那些顽固抵抗的宋军。
六月，“伐宋双雄”的宗望在燕京去世。八月，金以宗辅为右副元帅接替宗望，驻兵燕京。宗辅是太祖阿骨打的第三儿子，以后金世宗完颜雍的父亲。宗辅“性宽恕，好施惠，尚诚实”，是女真贵族中仁慈宽厚的人物。
赵构在归德称帝，是为宋高宗。同时张邦昌在汴京撤弃帝号，易服归省，张邦昌易姓建邦三十三天，严重触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操守，构成叛逆不道之大罪。在李纲等中国士大夫的声讨下，张邦昌落职流放潭州，李纲曾想杀他，因黄潜善阻挠才免他一死。尽管如此，张邦昌的结局还是逃不了一死，最后宋高宗赐他自尽。
赵构不敢在归德逗留，计划迁徙扬州，他怕张邦昌在他走后又被金人推举为帝，就派人往长沙赐张邦昌死。张邦昌已从潭州改为流放长沙，他读完诏书后不忍心自尽，犹豫徘徊，最后，在执刑者无情催迫下，张邦昌登楼自缢。 伪政权的其他关键人物都受到清洗，王时雍在流放高州后被杀，推举会上曾书写“张邦昌”三字的宋齐愈被腰斩。
张邦昌以悲剧的结局谢幕，他成为历史臭名昭著的奸臣。
张邦昌被杀的消息传到金国，金太宗十分震怒，认为南宋王朝杀害张邦昌是蔑视金国的权威，是要向金国挑战，金太宗即刻声讨赵构之罪，诏令元帅府讨伐南宋。天会五年（1127）九月张邦昌被杀，十二月金军就兵分三路伐宋：一、宗翰自河阳渡河，攻河南；二、宗辅与其弟宗弼自沧州渡河，攻山东；三、娄室自同州渡河，攻陕西。
从天会五年十二月起至天会九年十一月结束，金以四年的时间，分成三个阶段伐宋，并在河南建立起伪齐政权。
本文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以史实为基础而演绎出来的个人看法，欢迎大家讨论、批评，我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期望能给历史一个科学的解释和评价。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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