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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谦逊、质朴的外表下蕴含着山一般沉毅、雄浑的生命底蕴，正是这份厚实使他得以托举起时代一次次加诸他肩头的责任——从医生到院长到校长再到院士，怀揣着攻克肿瘤的希望，背负着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他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地走过，走得稳健，走得踏实。
■记者手记
2006年4月，天津市肿瘤医院，空气中蕴含着一种隐隐的期待。10月，这里将迎来第四届中国肿瘤学术大会的召开，这将是我国首次与国际抗癌联盟（UICC）联合承办的肿瘤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届时将有国内外3000余名专家学者汇聚津门。
作为此次盛会的核心人物，集天津市肿瘤医院院长、天津医科大学校长、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郝希山院士，显得比平日更加忙碌了，约好的采访日期被一再推后。
当记者终于可以和他坐下来面对面交谈时，一向低调的他，凡言涉自己，总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而说起肿瘤，则神情兴奋、滔滔不绝。2003年他当选院士后，很多人探寻过他的“成功之道”，对此，他总是笑着平和地摇摇头。他说，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的话，他为自己今生选择的事业而感庆幸。
好医生、好院长、好校长、好父亲……这是周围同事、亲人对他所做的评价。一个简单的“好”字诠释出的却是不简单的人生内涵。
与医学结缘-“你就一个肾，还是学医吧！”
1945年，郝希山出生在河北省阜城县一个仅有76户人家的小村庄。父亲留给郝希山最深的印象是“勤劳”——“每天早晨我睁开眼，父亲就已下地干活了，所以我从来不知道父亲是几点起的床”。
而他从母亲那里接受的则是关于善良和正义的教育。郝希山说：“尽管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只要有人来要饭，母亲总要施舍……母亲喜欢看《水浒传》，常常在煤油灯下给我讲那些仗义行侠的好汉故事。”
最早关于疾病的记忆也来自母亲。母亲患有哮喘，疾病发作时，常捂着胸口喘不过气来。一天夜里，母亲哮喘急性发作，偏赶上父亲不在家。眼看着母亲嘴唇发紫，快要不行了，11岁的郝希山，家中的长子，惟一的男孩子，冲出家门，一口气摸黑跑了5里地，气喘吁吁地把镇上一个中药铺里的坐堂医生从睡梦中敲醒……那晚，母亲有幸躲过一劫，但贫苦百姓求医之艰难以及生命、死亡、医学这些抽象的概念却从此成为他体内清晰的感觉。
接下来，这种感觉就离他更近了。郝希山上高中时正值饥饿的1962～1963年，营养不良加之功课紧张，他患上了严重的肾结核。当他从医院手术室被推出来时，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右肾。
高考填志愿，“数学尖子”的他为自己选择了理工科。但老师却替他着想：“你就一个肾，还是学医吧，可以保护自己。”此前，郝希山总以为，那些穿着白大褂、自信十足的医生都应出生于优裕之家，他一个农家子弟也可以走进神秘而神圣的医学殿堂吗？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听从了老师的建议，改报医科。志愿顺序依次为：协和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天津医学院。出色的成绩使他得到了北医的青睐，但“一个肾”的身体状况又使他与这所学校失之交臂。当他的档案被转到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那里时，这位惜才、爱才的校长留下了他的档案。在经过了严格的身体检查后，他的体检表上被划上了准许入学的红勾。这个“红勾”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医生的成长-这种‘教法’让你不能不好好学习”
1970年，郝希山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后更名为天津市肿瘤医院）。该院为我国现代肿瘤学科的发祥地。老院长、我国肿瘤医学的奠基人金显宅教授成为郝希山成长中一个重要的人物。
金显宅是朝鲜人，出生于汉城。日本入侵韩国时他来到中国并考取了北京协和医大。郝希山在学校里就听说过他的事迹。最让他感动的是，金显宅常常不顾个人安危，携带着用铅皮包裹着的镭，出入于一个个贫寒之家，为的是让旧中国那些患有宫颈癌却住不起院的妇女也能得到当时先进的镭锭放射治疗。
“文革”过后，金显宅恢复当院长后的头件事就是组织英文学习班。他搜罗来许多深奥的医学英文文献，摘印好后让大家翻译。当学俄语出身的郝希山，抱着字典一个词一个词顽强地将译文“拿下”并得意地呈给金显宅后，等待他的竟是“没有一处不改的地方”。郝希山感叹地说：“这种‘教法’让你不能不好好学习。”
为了不辜负老师育才的一片苦心，那些日子，当家人安睡后，郝希山就把自己关在3平方米的小厨房，深夜里对着案板上的录音机，苦练英语基本功。1983年，在天津卫生系统为选拔出国人才而举行的EPT英语统考中，郝希山一举夺魁。
1984年，金显宅亲自将上进、勤奋、踏实的郝希山送到美国学习。1987年，又力荐43岁的郝希山出任新院长。然而，郝希山当时一心只想干业务，无心从政。闻讯后，老人拖着病体，三顾茅庐，再三鼓励他勇担医院发展之重任。
1990年，金老辞世。但他的敬业、育才、奉献之精神却永远留在了后继者心中。在天津市肿瘤医院入门处，金老的半身铜质雕像夺人眼目。郝希山说，每每与金老的目光相对，你就不能不反思自己：你用爱心对待患者了吗，你为学科培育好人才了吗，你为肿瘤事业发展尽职尽责了吗？
护士送给他一个外号——“好麻利”
郝希山是天生的外科医生的材料，毕业10年就已主刀做了首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这在当时是腹部肿瘤最大的手术。这让与他同时毕业还在开阑尾的同学们羡慕不已！郝希山说，做临床医生，他最深刻的体会是，从早到晚不能离开病人，细观察，详记录。
对于典型病例，他会把患者从入院、诊断到手术、转归的整个过程详细记录下来。每一次手术完，他还要在脑子里把手术步骤回忆、梳理一遍。回到宿舍，他也不闲着，把手指头伸进狭长的玻璃杯里，在里面练习打结、剪线、分离……他的努力使他出色地继承了金显宅创立的以“锐性剥离、刀功细腻”为特色的外科刀工流派。因手术操作利落、准确，手术室护士都愿意和他合作，还送他一个外号——“好麻利”。
但当他已是腹部肿瘤界麻利的“一把刀”时，他的内心却起了波澜：“当把自己亲手切下来的瘤子拿给家属看时，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那一刻欣慰而幸福。殊不知，没过一年半载，癌瘤又复发了，病人又回来了，病人经历了那么大的手术，医生下了那么大的功夫，那种感觉真的是沮丧而无奈……”郝希山不再满足于当一名能做漂亮手术的外科医生，他要为他的患者真正解决问题。
科研的创新-思路始终清晰，即研究最终要用于患者
1984～1986年，带着对肿瘤更深层次探究的渴望，郝希山来到了美国纽约肿瘤纪念中心医院、费城CEN－TOCOR生物技术研究部开始学习细胞免疫学。
在美国，他在肿瘤免疫方面取得了两项创新性成果：一是创建了以放射免疫方法（RIMA）测定培养液中r－干扰素含量，并以此作为客观指数来确定人T细胞免疫功能的检测方法，该成果刊登于美国《免疫学方法》杂志，被10多个国家采用，这成为他首篇SCI收录的第一作者论文；二是建立了世界上对人类胃肠癌相关抗原TAA－19－9cGP具备特异性的第一个小鼠T细胞株HMT－2（以郝希山的姓命名）。这两项成果为他以后开展的肿瘤免疫和生物治疗奠定了重要基础。
1986年，郝希山回到了祖国。他的首个科研项目就不同凡响：在世界上首先以自体脾来源的经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LAK）＋白细胞间介素（IL－2）经肝动脉插管灌注对肝癌实行局部治疗，为中晚期肝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法。随后，“β－胡萝卜素对肿瘤发生和发展临床与基础研究”、“耐药逆转与干细胞及树突状细胞治疗实体瘤”（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一系列成果相继问世，令人眼前一亮。
医院主管科研的王瑛副院长对记者说，郝院长脑中一个思路始终清晰，即无论什么研究最终要用于患者；一个念头始终强烈，即临床和基础必须紧密结合。
临床上95％以上的肿瘤为实体瘤，以往的治疗主要以手术为主。1990年，郝希山建立了骨髓移植净化病房，在国内最早开始了用干细胞移植治疗实体瘤的尝试。1996年，作为国家“九五”攻关项目承担单位之一，他带领课题组在以前的积累上开展了“大剂量放化疗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实体瘤”研究，建立了全套的干细胞动员、采集、程序冷冻、复苏、生物检测、化放疗等治疗规范方案，这个过程不仅使他强烈的“结合”理念得到了充分展现，也使他收获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创国内最大组治疗病例（目前已做了143例），创零相关死亡率……2001年，该课题获首届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
由肿瘤专科做肝移植，天津市肿瘤医院也是全国惟一一家。主管业务的李强副院长说，世界上有两种医生做肝移植，一为移植医生，二为普外医生。但郝院长提出，肝癌患者肝移植成功的关键四成在手术，六成在免疫，而二者出色的结合恰恰是肿瘤大夫的优势。医院目前已为16位肝癌患者成功完成了肝移植。去年，完成了国内年龄最小的亲体肝移植。
原来以外科手术逞强的天津市肿瘤医院，也在郝希山“结合”的理念下，稳步向临床、科研、教学、预防一体的防治研究中心转型，打造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肿瘤医院成为全院人热切的理想。
触类旁通的灵感使他总能“高人一筹”
在郝希山的诸多成果中，2001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 “空肠代胃” 一项最为人乐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胃癌患者就诊时已是中晚期，手术切除是治疗的最佳途径。但行全胃切除后，30％的患者会出现反流食管炎、倾倒综合征、营养障碍等合并症，这给手术医生带来极大的困扰。
采访中，郝希山用笔在纸上为记者一边画图，一边讲述着自己当时的思路：“这是上世纪40年代国外大夫创立的Roux－Y手术经典的吻合办法，像这样改变角度、增加长度，按理说应该能对克服合并症起到作用，但在临床中作用不大。我努力查找资料，反复思考，发现如何保留肠道功能这一问题被人忽略了。”在随后长达15年的研究及动物试验基础上，通过对459例全胃切除病例的探究，郝希山终于设计出一种具有完整神经运动功能的“代胃”术式，即通过适度结扎技术，将保留神经运动功能的35厘米空肠两端适度结扎后吻合于食管与十二指肠断端之间的胃床上，构建间置空肠代胃——既保留了胃肠道神经传递功能，又防止了食物反流食管。统计数字表明，这个新术式使全胃切除术术后并发症减少了74％，创国际最低。
当时研究论文被呈给北京医院老院长吴蔚然教授，吴老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不仅仅是简单的术式改进，而是手术的创新，是全胃切除后消化道重建方式的新突破。日本前消化道外科学会会长挂川晖夫教授也称赞该术式是“国际外科消化道重建领域里程碑式的突破”。
王瑛说，郝院长的思路中总有一些不同凡响之处。现在一说高水平的科研，必涉分子生物学、基因，但郝院长从不为这些表面的认识所局限。去年，医院所做的一项覆盖天津400万城市居民、跨度近30年的《天津市城市居民恶性肿瘤流行趋势分析及预防的研究》获得了2004年度天津科技进步一等奖。流行病学课题常常会被认为缺少科技含量，但郝希山却掂出了它沉甸甸的分量——它不仅能对天津未来10年恶性肿瘤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而且也会为国家在不同经济阶段制定肿瘤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回顾郝希山这些年引领医院所走过的科研之路，李强比喻说，这就像人们来到五岔路口，究竟何去何从，各人自有主张，但郝院长选定的，回头去看，是最好的。
而郝希山自己说，无论是实验室还是社会的研究，医学科学创新的最大动力来自于为患者造福之愿望。这个愿望越强烈，创造力发挥的空间就会越大。
走向育人舞台-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在郝希山的人生履历中，有几个与年龄有关的“之最”：初做主任医师，是天津医学界最年轻的正高获得者；43岁当院长，是天津市级医院最年轻的院长；49岁当校长，是当时国内高等医学院校最年轻的校长……
1994年10月，原天津医学院与天津第二医学院合并组建为天津医科大学。市委市政府作出“新建的天津医科大学要面向提高教育、教学和科研质量，为跻身国家‘211’工程努力奋斗”的指示。组织部门将重任在肩的新校长人选锁定于郝希山。
郝希山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能接受，“我没当过老师，对大学的教学工作不熟悉，没把握的事情我怕做不好……”但上级领导的态度也很明确，不管怎么说，作为党员你要服从组织安排。
为了让郝希山更好地开展工作，也为了医院和大学的发展，市政府作出一项特殊的决定：由天津市卫生局和天津医科大学共建肿瘤医院。1994年6月，郝希山正式走马上任。
郝希山是那种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人。10年里，他虚心求教，团结众师生出色地拿下了“211”工程（天津医大是市管大学中惟一进入“211”的大学），而学校的发展速度也令人瞠目：漂亮的教学楼、图书馆、体育中心、现代医学中心、学生活动中心拔地而起；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9个市级重点学科，30个博士学位授权点、3位特聘的长江学者荟萃云集……50年校庆时，从各地赶来的校友惊呼：“认不得了！”
郝希山把天津医大的培养目标定为四个字：德高医粹。他说，“德”是医生职业的灵魂。如果你抱着发财的想法，最好不要选择这个职业。他的理念体现在课程中则是强化以“德”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在全国医学院校中率先开设了医学法学，而平时接连不断举办的各类人文讲座更是充实学子心灵的精神大餐。
这些年，学校先后与16个国家的46所大学建立了联系，先后有近百名外籍专家、教师走上医大讲台，而活跃于7000名在校生中的740多名学历外国留学生（数量居全国医科大学之首），更是为这所开放的学校平添了一道文化交流的独特风景。
人生哲学-“为社会尽责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生命尽责”
医生、院长、科学家、校长……多角色人生被郝希山驾驭得“有板有眼”。天津医大副校长张文清为此总结道，“他有战略性的思维，也有战术性的推进步骤。既注重整体推进，又有阶段性目标。”而郝希山自己说，“隔行不隔理”，自己只是在尽责罢了。
作为院长，他要对全院职工“尽责”。尽管年已六旬，为了医院的发展，他还专门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苦学经营管理。
作为师长，他要为年轻人“尽责”。从1994年就跟着郝希山、如今已是肿瘤学科“顶梁柱”的李强说，他总是会给青年人创条件、压担子。在医院你不用担心怀才不遇。
作为后辈，他要为那些曾为医院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前辈们“尽责”。他先后为数十名退休的医生在医院安排了位置让他们继续发挥余热。采访中，他多次提到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把老前辈们的精神财富挖掘整理出来，让闪现着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好传统薪火相传下去。
作为校长，他要为莘莘学子们“尽责”。他不忍心看到那些优秀的学子因为贫困而远离医学的梦想。上任后他积极推动助学贷款，面对银行最初的顾虑，他一次次上门恳切地说服……如今，银行向贫困学生发放的第一批低息贷款已全部还完，没有一例拖欠的零尾款记录成了天津医大诚信教育的一面旗帜。
作为父亲，他也要为惟一的女儿“尽责”。妻子初桂兰教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儿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回忆说，女儿小的时候，老郝骑车送孩子上幼儿园。冬天风大，孩子坐在自行车上腿冷，他就把一条旧棉裤的两条裤腿剪下，套在孩子腿上。学校召开家长会他总是抢着去，每次都会做特别详细的记录……
对郝希山来说，未来还有很多的责任等待他去担当——学科的进步、大学的建设、医院的发展……沉甸甸的担子压在肩头，问他累不累，他笑笑说：“在为社会尽责的同时，你也在为自己的生命尽责，这或许就是人生充实和幸福的意义所在！”
■采写后记
时下，当一些人的观念和行为被越来越浓厚的功利和投机色彩所充斥、左右，甚至神圣的学术殿堂也难逃其浸染时，郝希山的身上却看不到丝毫浮躁之气，骨子里那份“靠得住”的踏实令人叹服。
采访初始，我尊敬地称之为郝院士，但很快，我发现周围的人很少以“院士”对他相称，大家都习惯性地称他郝大夫、郝院长、郝校长。在一次报告会上，他曾这样恳切地对大家说：“院士这一荣誉是我们肿瘤医院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如果仅凭我个人的努力，纵使我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实现。”
如今，郝希山忙得已没了“业余”。他笑着说，年轻时自己喜欢体育，最爱看足球、冰球赛。“比赛比什么？比技术，比速度，比配合。只有团队里每个人都强才可以赢得成功。医学更是这样，没有一个人可以走独木桥成功。即便是创新，也要站在前人的臂膀上。”
■郝希山小档案
1945年生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天津市肿瘤医院院长、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及天津医科大学校长。1984～1986年赴美国纽约癌症纪念医院、梅欧诊所及CENTOCOR生物技术研究所学习，任访问教授。现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肿瘤研究和控制联盟（APFOCC）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临床应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乳腺癌防治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肿瘤研究会（IARC）会员，美洲外科学会会员（FACS），美国癌症研究会会员。担任《中国肿瘤临床》（中、英文版）主编，《中华医学杂志》副主编，《SupportCareinCancer》杂志编委，日本昭和大学、久留米医科大学客座教授。致力肿瘤临床和科研35年，经治肿瘤患者6000余例，在肿瘤外科、肿瘤免疫治疗及生物治疗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7项。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36篇（其中SCI收录15篇）。主编《简明肿瘤学》、《腹部肿瘤学》等400余万字专著。现承担国家科技攻关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市级重大和国际合作项目9项课题。 曾获我国医师行业最高奖——中国医师奖、“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天津市“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天津市“十佳医务工作者”、天津市“八五”和“九五”立功奖章等称号。
责编：吴晓洋
■记者手记
2006年4月，天津市肿瘤医院，空气中蕴含着一种隐隐的期待。10月，这里将迎来第四届中国肿瘤学术大会的召开，这将是我国首次与国际抗癌联盟（UICC）联合承办的肿瘤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届时将有国内外3000余名专家学者汇聚津门。
作为此次盛会的核心人物，集天津市肿瘤医院院长、天津医科大学校长、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郝希山院士，显得比平日更加忙碌了，约好的采访日期被一再推后。
当记者终于可以和他坐下来面对面交谈时，一向低调的他，凡言涉自己，总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而说起肿瘤，则神情兴奋、滔滔不绝。2003年他当选院士后，很多人探寻过他的“成功之道”，对此，他总是笑着平和地摇摇头。他说，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的话，他为自己今生选择的事业而感庆幸。
好医生、好院长、好校长、好父亲……这是周围同事、亲人对他所做的评价。一个简单的“好”字诠释出的却是不简单的人生内涵。
与医学结缘-“你就一个肾，还是学医吧！”
1945年，郝希山出生在河北省阜城县一个仅有76户人家的小村庄。父亲留给郝希山最深的印象是“勤劳”——“每天早晨我睁开眼，父亲就已下地干活了，所以我从来不知道父亲是几点起的床”。
而他从母亲那里接受的则是关于善良和正义的教育。郝希山说：“尽管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只要有人来要饭，母亲总要施舍……母亲喜欢看《水浒传》，常常在煤油灯下给我讲那些仗义行侠的好汉故事。”
最早关于疾病的记忆也来自母亲。母亲患有哮喘，疾病发作时，常捂着胸口喘不过气来。一天夜里，母亲哮喘急性发作，偏赶上父亲不在家。眼看着母亲嘴唇发紫，快要不行了，11岁的郝希山，家中的长子，惟一的男孩子，冲出家门，一口气摸黑跑了5里地，气喘吁吁地把镇上一个中药铺里的坐堂医生从睡梦中敲醒……那晚，母亲有幸躲过一劫，但贫苦百姓求医之艰难以及生命、死亡、医学这些抽象的概念却从此成为他体内清晰的感觉。
接下来，这种感觉就离他更近了。郝希山上高中时正值饥饿的1962～1963年，营养不良加之功课紧张，他患上了严重的肾结核。当他从医院手术室被推出来时，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右肾。
高考填志愿，“数学尖子”的他为自己选择了理工科。但老师却替他着想：“你就一个肾，还是学医吧，可以保护自己。”此前，郝希山总以为，那些穿着白大褂、自信十足的医生都应出生于优裕之家，他一个农家子弟也可以走进神秘而神圣的医学殿堂吗？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听从了老师的建议，改报医科。志愿顺序依次为：协和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天津医学院。出色的成绩使他得到了北医的青睐，但“一个肾”的身体状况又使他与这所学校失之交臂。当他的档案被转到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那里时，这位惜才、爱才的校长留下了他的档案。在经过了严格的身体检查后，他的体检表上被划上了准许入学的红勾。这个“红勾”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医生的成长-这种‘教法’让你不能不好好学习”
1970年，郝希山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后更名为天津市肿瘤医院）。该院为我国现代肿瘤学科的发祥地。老院长、我国肿瘤医学的奠基人金显宅教授成为郝希山成长中一个重要的人物。
金显宅是朝鲜人，出生于汉城。日本入侵韩国时他来到中国并考取了北京协和医大。郝希山在学校里就听说过他的事迹。最让他感动的是，金显宅常常不顾个人安危，携带着用铅皮包裹着的镭，出入于一个个贫寒之家，为的是让旧中国那些患有宫颈癌却住不起院的妇女也能得到当时先进的镭锭放射治疗。
“文革”过后，金显宅恢复当院长后的头件事就是组织英文学习班。他搜罗来许多深奥的医学英文文献，摘印好后让大家翻译。当学俄语出身的郝希山，抱着字典一个词一个词顽强地将译文“拿下”并得意地呈给金显宅后，等待他的竟是“没有一处不改的地方”。郝希山感叹地说：“这种‘教法’让你不能不好好学习。”
为了不辜负老师育才的一片苦心，那些日子，当家人安睡后，郝希山就把自己关在3平方米的小厨房，深夜里对着案板上的录音机，苦练英语基本功。1983年，在天津卫生系统为选拔出国人才而举行的EPT英语统考中，郝希山一举夺魁。
1984年，金显宅亲自将上进、勤奋、踏实的郝希山送到美国学习。1987年，又力荐43岁的郝希山出任新院长。然而，郝希山当时一心只想干业务，无心从政。闻讯后，老人拖着病体，三顾茅庐，再三鼓励他勇担医院发展之重任。
1990年，金老辞世。但他的敬业、育才、奉献之精神却永远留在了后继者心中。在天津市肿瘤医院入门处，金老的半身铜质雕像夺人眼目。郝希山说，每每与金老的目光相对，你就不能不反思自己：你用爱心对待患者了吗，你为学科培育好人才了吗，你为肿瘤事业发展尽职尽责了吗？
护士送给他一个外号——“好麻利”
郝希山是天生的外科医生的材料，毕业10年就已主刀做了首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这在当时是腹部肿瘤最大的手术。这让与他同时毕业还在开阑尾的同学们羡慕不已！郝希山说，做临床医生，他最深刻的体会是，从早到晚不能离开病人，细观察，详记录。
对于典型病例，他会把患者从入院、诊断到手术、转归的整个过程详细记录下来。每一次手术完，他还要在脑子里把手术步骤回忆、梳理一遍。回到宿舍，他也不闲着，把手指头伸进狭长的玻璃杯里，在里面练习打结、剪线、分离……他的努力使他出色地继承了金显宅创立的以“锐性剥离、刀功细腻”为特色的外科刀工流派。因手术操作利落、准确，手术室护士都愿意和他合作，还送他一个外号——“好麻利”。
但当他已是腹部肿瘤界麻利的“一把刀”时，他的内心却起了波澜：“当把自己亲手切下来的瘤子拿给家属看时，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那一刻欣慰而幸福。殊不知，没过一年半载，癌瘤又复发了，病人又回来了，病人经历了那么大的手术，医生下了那么大的功夫，那种感觉真的是沮丧而无奈……”郝希山不再满足于当一名能做漂亮手术的外科医生，他要为他的患者真正解决问题。
科研的创新-思路始终清晰，即研究最终要用于患者
1984～1986年，带着对肿瘤更深层次探究的渴望，郝希山来到了美国纽约肿瘤纪念中心医院、费城CEN－TOCOR生物技术研究部开始学习细胞免疫学。
在美国，他在肿瘤免疫方面取得了两项创新性成果：一是创建了以放射免疫方法（RIMA）测定培养液中r－干扰素含量，并以此作为客观指数来确定人T细胞免疫功能的检测方法，该成果刊登于美国《免疫学方法》杂志，被10多个国家采用，这成为他首篇SCI收录的第一作者论文；二是建立了世界上对人类胃肠癌相关抗原TAA－19－9cGP具备特异性的第一个小鼠T细胞株HMT－2（以郝希山的姓命名）。这两项成果为他以后开展的肿瘤免疫和生物治疗奠定了重要基础。
1986年，郝希山回到了祖国。他的首个科研项目就不同凡响：在世界上首先以自体脾来源的经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LAK）＋白细胞间介素（IL－2）经肝动脉插管灌注对肝癌实行局部治疗，为中晚期肝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法。随后，“β－胡萝卜素对肿瘤发生和发展临床与基础研究”、“耐药逆转与干细胞及树突状细胞治疗实体瘤”（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一系列成果相继问世，令人眼前一亮。
医院主管科研的王瑛副院长对记者说，郝院长脑中一个思路始终清晰，即无论什么研究最终要用于患者；一个念头始终强烈，即临床和基础必须紧密结合。
临床上95％以上的肿瘤为实体瘤，以往的治疗主要以手术为主。1990年，郝希山建立了骨髓移植净化病房，在国内最早开始了用干细胞移植治疗实体瘤的尝试。1996年，作为国家“九五”攻关项目承担单位之一，他带领课题组在以前的积累上开展了“大剂量放化疗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实体瘤”研究，建立了全套的干细胞动员、采集、程序冷冻、复苏、生物检测、化放疗等治疗规范方案，这个过程不仅使他强烈的“结合”理念得到了充分展现，也使他收获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创国内最大组治疗病例（目前已做了143例），创零相关死亡率……2001年，该课题获首届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
由肿瘤专科做肝移植，天津市肿瘤医院也是全国惟一一家。主管业务的李强副院长说，世界上有两种医生做肝移植，一为移植医生，二为普外医生。但郝院长提出，肝癌患者肝移植成功的关键四成在手术，六成在免疫，而二者出色的结合恰恰是肿瘤大夫的优势。医院目前已为16位肝癌患者成功完成了肝移植。去年，完成了国内年龄最小的亲体肝移植。
原来以外科手术逞强的天津市肿瘤医院，也在郝希山“结合”的理念下，稳步向临床、科研、教学、预防一体的防治研究中心转型，打造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肿瘤医院成为全院人热切的理想。
触类旁通的灵感使他总能“高人一筹”
在郝希山的诸多成果中，2001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 “空肠代胃” 一项最为人乐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胃癌患者就诊时已是中晚期，手术切除是治疗的最佳途径。但行全胃切除后，30％的患者会出现反流食管炎、倾倒综合征、营养障碍等合并症，这给手术医生带来极大的困扰。
采访中，郝希山用笔在纸上为记者一边画图，一边讲述着自己当时的思路：“这是上世纪40年代国外大夫创立的Roux－Y手术经典的吻合办法，像这样改变角度、增加长度，按理说应该能对克服合并症起到作用，但在临床中作用不大。我努力查找资料，反复思考，发现如何保留肠道功能这一问题被人忽略了。”在随后长达15年的研究及动物试验基础上，通过对459例全胃切除病例的探究，郝希山终于设计出一种具有完整神经运动功能的“代胃”术式，即通过适度结扎技术，将保留神经运动功能的35厘米空肠两端适度结扎后吻合于食管与十二指肠断端之间的胃床上，构建间置空肠代胃——既保留了胃肠道神经传递功能，又防止了食物反流食管。统计数字表明，这个新术式使全胃切除术术后并发症减少了74％，创国际最低。
当时研究论文被呈给北京医院老院长吴蔚然教授，吴老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不仅仅是简单的术式改进，而是手术的创新，是全胃切除后消化道重建方式的新突破。日本前消化道外科学会会长挂川晖夫教授也称赞该术式是“国际外科消化道重建领域里程碑式的突破”。
王瑛说，郝院长的思路中总有一些不同凡响之处。现在一说高水平的科研，必涉分子生物学、基因，但郝院长从不为这些表面的认识所局限。去年，医院所做的一项覆盖天津400万城市居民、跨度近30年的《天津市城市居民恶性肿瘤流行趋势分析及预防的研究》获得了2004年度天津科技进步一等奖。流行病学课题常常会被认为缺少科技含量，但郝希山却掂出了它沉甸甸的分量——它不仅能对天津未来10年恶性肿瘤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而且也会为国家在不同经济阶段制定肿瘤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回顾郝希山这些年引领医院所走过的科研之路，李强比喻说，这就像人们来到五岔路口，究竟何去何从，各人自有主张，但郝院长选定的，回头去看，是最好的。
而郝希山自己说，无论是实验室还是社会的研究，医学科学创新的最大动力来自于为患者造福之愿望。这个愿望越强烈，创造力发挥的空间就会越大。
走向育人舞台-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在郝希山的人生履历中，有几个与年龄有关的“之最”：初做主任医师，是天津医学界最年轻的正高获得者；43岁当院长，是天津市级医院最年轻的院长；49岁当校长，是当时国内高等医学院校最年轻的校长……
1994年10月，原天津医学院与天津第二医学院合并组建为天津医科大学。市委市政府作出“新建的天津医科大学要面向提高教育、教学和科研质量，为跻身国家‘211’工程努力奋斗”的指示。组织部门将重任在肩的新校长人选锁定于郝希山。
郝希山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能接受，“我没当过老师，对大学的教学工作不熟悉，没把握的事情我怕做不好……”但上级领导的态度也很明确，不管怎么说，作为党员你要服从组织安排。
为了让郝希山更好地开展工作，也为了医院和大学的发展，市政府作出一项特殊的决定：由天津市卫生局和天津医科大学共建肿瘤医院。1994年6月，郝希山正式走马上任。
郝希山是那种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人。10年里，他虚心求教，团结众师生出色地拿下了“211”工程（天津医大是市管大学中惟一进入“211”的大学），而学校的发展速度也令人瞠目：漂亮的教学楼、图书馆、体育中心、现代医学中心、学生活动中心拔地而起；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9个市级重点学科，30个博士学位授权点、3位特聘的长江学者荟萃云集……50年校庆时，从各地赶来的校友惊呼：“认不得了！”
郝希山把天津医大的培养目标定为四个字：德高医粹。他说，“德”是医生职业的灵魂。如果你抱着发财的想法，最好不要选择这个职业。他的理念体现在课程中则是强化以“德”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在全国医学院校中率先开设了医学法学，而平时接连不断举办的各类人文讲座更是充实学子心灵的精神大餐。
这些年，学校先后与16个国家的46所大学建立了联系，先后有近百名外籍专家、教师走上医大讲台，而活跃于7000名在校生中的740多名学历外国留学生（数量居全国医科大学之首），更是为这所开放的学校平添了一道文化交流的独特风景。
人生哲学-“为社会尽责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生命尽责”
医生、院长、科学家、校长……多角色人生被郝希山驾驭得“有板有眼”。天津医大副校长张文清为此总结道，“他有战略性的思维，也有战术性的推进步骤。既注重整体推进，又有阶段性目标。”而郝希山自己说，“隔行不隔理”，自己只是在尽责罢了。
作为院长，他要对全院职工“尽责”。尽管年已六旬，为了医院的发展，他还专门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苦学经营管理。
作为师长，他要为年轻人“尽责”。从1994年就跟着郝希山、如今已是肿瘤学科“顶梁柱”的李强说，他总是会给青年人创条件、压担子。在医院你不用担心怀才不遇。
作为后辈，他要为那些曾为医院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前辈们“尽责”。他先后为数十名退休的医生在医院安排了位置让他们继续发挥余热。采访中，他多次提到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把老前辈们的精神财富挖掘整理出来，让闪现着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好传统薪火相传下去。
作为校长，他要为莘莘学子们“尽责”。他不忍心看到那些优秀的学子因为贫困而远离医学的梦想。上任后他积极推动助学贷款，面对银行最初的顾虑，他一次次上门恳切地说服……如今，银行向贫困学生发放的第一批低息贷款已全部还完，没有一例拖欠的零尾款记录成了天津医大诚信教育的一面旗帜。
作为父亲，他也要为惟一的女儿“尽责”。妻子初桂兰教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儿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回忆说，女儿小的时候，老郝骑车送孩子上幼儿园。冬天风大，孩子坐在自行车上腿冷，他就把一条旧棉裤的两条裤腿剪下，套在孩子腿上。学校召开家长会他总是抢着去，每次都会做特别详细的记录……
对郝希山来说，未来还有很多的责任等待他去担当——学科的进步、大学的建设、医院的发展……沉甸甸的担子压在肩头，问他累不累，他笑笑说：“在为社会尽责的同时，你也在为自己的生命尽责，这或许就是人生充实和幸福的意义所在！”
■采写后记
时下，当一些人的观念和行为被越来越浓厚的功利和投机色彩所充斥、左右，甚至神圣的学术殿堂也难逃其浸染时，郝希山的身上却看不到丝毫浮躁之气，骨子里那份“靠得住”的踏实令人叹服。
采访初始，我尊敬地称之为郝院士，但很快，我发现周围的人很少以“院士”对他相称，大家都习惯性地称他郝大夫、郝院长、郝校长。在一次报告会上，他曾这样恳切地对大家说：“院士这一荣誉是我们肿瘤医院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如果仅凭我个人的努力，纵使我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实现。”
如今，郝希山忙得已没了“业余”。他笑着说，年轻时自己喜欢体育，最爱看足球、冰球赛。“比赛比什么？比技术，比速度，比配合。只有团队里每个人都强才可以赢得成功。医学更是这样，没有一个人可以走独木桥成功。即便是创新，也要站在前人的臂膀上。”
■郝希山小档案
1945年生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天津市肿瘤医院院长、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及天津医科大学校长。1984～1986年赴美国纽约癌症纪念医院、梅欧诊所及CENTOCOR生物技术研究所学习，任访问教授。现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肿瘤研究和控制联盟（APFOCC）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临床应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乳腺癌防治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肿瘤研究会（IARC）会员，美洲外科学会会员（FACS），美国癌症研究会会员。担任《中国肿瘤临床》（中、英文版）主编，《中华医学杂志》副主编，《SupportCareinCancer》杂志编委，日本昭和大学、久留米医科大学客座教授。致力肿瘤临床和科研35年，经治肿瘤患者6000余例，在肿瘤外科、肿瘤免疫治疗及生物治疗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7项。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36篇（其中SCI收录15篇）。主编《简明肿瘤学》、《腹部肿瘤学》等400余万字专著。现承担国家科技攻关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市级重大和国际合作项目9项课题。 曾获我国医师行业最高奖——中国医师奖、“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天津市“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天津市“十佳医务工作者”、天津市“八五”和“九五”立功奖章等称号。
责编：吴晓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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